明郑水师的胜利并不足以让郑主在战场上取得绝对的主动，正当安南内战的双方继续围绕横山长城一线相互厮杀的时候，明郑摄取虾夷地的后果终于浮出了水面经过几个月的陈情和运作，江户幕府老中会议终于作出了决定。
事实上早在六月间，松前志摩守矩广就亲自从陆奥南下江户哭诉遭到明人的入侵。但是对于出身谱代大名的老中们而言，松前家不过是一介区区旗本【注1】资格的交代寄合，在日本政治地图上只是路人甲的存在，至于两浜组也不过是近江的一个普通商业组织，与名闻天下的关西、关东的豪商根本不能相提并论，在幕府内的影响力甚为低微，再加上虾夷地实在过于偏远，因此一开始幕府并不准备为此大动干戈。
然而松前矩广四处游说，首先说动了曾经因为琉球归属而与明郑发生过武装冲突并因此蒙受了巨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的外样大名岛津家。岛津家虽然是外样，但家主继丰刚刚迎娶了将军纲吉的养女竹姬，因此也算得上是德川家的一门众，地位自然不是松前可比的，由岛津家出面运作，会议的风向就有所改变了。
接下来两浜组也以联络上了关西豪商集团。把持丝割符仲间的关西豪商集团跟明郑的关系也早就十分紧张了：一方面，虽然明郑已经开发私商赴日贸易，但是由于明郑官方牢牢从源头控制外贸品的价格，导致对日本而言最重要的丝织品的价格依旧居高不下，关西豪商集团因此蒙受了极大的损失；另一方面，关西豪商鼓动长崎奉行所扣留郑智、郑柔等人，尽管从某种程度而言是帮了郑克臧的忙，但是从礼法上却给了郑克臧一击耳光。
既然双方的矛盾已经趋于激化，因此在两浜组的恳请和鼓动下，关西豪商集团也就半是被动、半是主动的在幕后推波助澜。由此，老中会议新一轮的讨论结果与前一次会议达成的一致来了个180度的原地大调头。
明泰顺元年、日本元禄十一年八月十九日，长崎奉行所代表幕府向明郑在日商馆递交一份国书，国书中明确提出“明郑自虾夷地撤军并将全岛交还松前藩、赔偿松前藩白银四万两、抵日商品由日方订价、渡让琉球宗主权”等四项要求。长崎奉行还声称，若明郑不应允上述条件，幕府将派兵自行夺回虾夷，且今后将诗情况禁绝明、日之间贸易。
对于日方梦呓般的要求，郑克臧当然予以拒绝。在他看来日方所谓中断明、日贸易的威胁太过可笑，明、日贸易事实上已经无法中断，即便双方之间直接交流的途径被迫堵塞，明郑亦可以通过由其管控的朝、日及琉、日之间转口贸易将大明商品在日销售继续下去，而日方却要因此承受额外增加的转口成本，吃亏的还是日本人自己。
至于日军进攻虾夷地的可能虽说不是没有，但郑克臧却是不惧，毕竟虾夷地在陆奥以北，单单一个补给问题就该让幕府头疼不已，更何况，如今的日本，海贼大名早就变成了旱鸭子，没有制海权，日本人能不能登陆虾夷岛还是一个问题，即便在明郑水师疏忽下登陆了虾夷岛，也基本上只能落下个有来无回的结果。
正是基于以上两点考虑，郑克臧并没有理会幕府方面的最后通牒。
当然战略上蔑视、在战术上重视。是年九月二十二日，郑克臧南巡湖南、广东之前正式授权枢密院，一旦确认幕府出兵虾夷地或者日本没收华商商品、驱赶明郑船只，可不必请旨立刻命令东洋舰队北洋分舰队进占对马及壹歧作为报复。
此外为了应对可能发生的明、日战争，东洋舰队的提督公所移驻虾夷地、而北洋分舰队的总领公所也临时以往石狩川城。虾夷地都护府还额外获得六万贯内帑，以扩建函馆、十胜、钏路、根室、室兰五处港口，其中函馆、钏路和室兰为主要港口，十胜和根室为备用港口。为了确保明郑在东虾夷地的存在，水师武备学堂捕鲸队也随后奉命移驻钏路。
明郑已经做好的应对的准备，此时日本方面因此迟迟没有接到明郑方面的回应，且发觉大明赴日商船的数目也出现了暴减的趋势，所以幕府判断认为明郑可能是拒绝了己方的要求。根据递交给明郑的照会的内容，幕府应该立刻对明郑实施绝交和商业制裁以及军事打击。
然而事到临头了，幕府内部又有人出现了动摇。
有人会惊讶，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怎么还会有人动摇，是不是这些人亲郑？亦或是这些幕府大佬被郑藩收买了？其实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
原因很简单，幕府没有钱了。
日本元禄年间的世道，一言蔽之正由繁荣陷入慢性的财政危机。
江户前期日本天下太平，农业生产快速发展，到了元禄年间，耕地面积已经增长到战国末期的三倍以上，再加上这一时期德川幕府为了巩固统治，将战国时期“六公四民”的年贡标准调整为“四公六民”。耕地面积增长了，年贡降低了，农民手中就有了钱。有钱了，消费就相应增加，这便刺激了商业和城市的发展，再加上幕府掌握的金银铜矿的产量居高不下，在三代将军家光时代幕府一度积攒下来六百万两的金银。
可是经济的繁荣养成了奢靡浪费的风气，为了享乐，出产甚少的日本大量进口国外商品，而日本本身没有足够的货物外销，这一进一出便造成了巨额的出超。仅仅在庆安元年（1648年）至元禄十一年（1698年）这五十年间，仅明郑一方就从日本获得黄金一百三十三万七千四百两、白银十九万二千二百贯，可以说明郑之所以能在清廷的封锁下坚持下来并成功反攻，日本金银的流出居功至伟。
但是对于日本而言，这些流入明郑和荷兰人手中的金银已经占到了庆长六年（1601年）以来日本百年金银开采量的四分之一，且日本国内的金银矿山的开采已经相继告罄，因此这一金银外流的局面是持续不了多久的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有眼光的日本豪商集团才对卷走大量财货的明郑表示极端的不满。
如果说金银外流只是长期隐患的话，四代将军家纲和五代将军纲吉的穷奢极欲去让幕府的财政出现了危机。元禄八年，为了保证幕府用度，纲吉同意了勘定奉行荻原重秀改铸劣币的建议，幕府籍此获取了数百万两的收益，但市面随即出现恶性通胀、物价暴涨的局面。
在这种局面下，作为幕府中坚力量的七千六百九十余旗本和御家人陷入了生活困顿的境地。为了不至于动摇幕府的根基，在此前，老中会议上一直有对其进行救济的提议。
事实上早在六月间，松前志摩守矩广就亲自从陆奥南下江户哭诉遭到明人的入侵。但是对于出身谱代大名的老中们而言，松前家不过是一介区区旗本【注1】资格的交代寄合，在日本政治地图上只是路人甲的存在，至于两浜组也不过是近江的一个普通商业组织，与名闻天下的关西、关东的豪商根本不能相提并论，在幕府内的影响力甚为低微，再加上虾夷地实在过于偏远，因此一开始幕府并不准备为此大动干戈。
然而松前矩广四处游说，首先说动了曾经因为琉球归属而与明郑发生过武装冲突并因此蒙受了巨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的外样大名岛津家。岛津家虽然是外样，但家主继丰刚刚迎娶了将军纲吉的养女竹姬，因此也算得上是德川家的一门众，地位自然不是松前可比的，由岛津家出面运作，会议的风向就有所改变了。
接下来两浜组也以联络上了关西豪商集团。把持丝割符仲间的关西豪商集团跟明郑的关系也早就十分紧张了：一方面，虽然明郑已经开发私商赴日贸易，但是由于明郑官方牢牢从源头控制外贸品的价格，导致对日本而言最重要的丝织品的价格依旧居高不下，关西豪商集团因此蒙受了极大的损失；另一方面，关西豪商鼓动长崎奉行所扣留郑智、郑柔等人，尽管从某种程度而言是帮了郑克臧的忙，但是从礼法上却给了郑克臧一击耳光。
既然双方的矛盾已经趋于激化，因此在两浜组的恳请和鼓动下，关西豪商集团也就半是被动、半是主动的在幕后推波助澜。由此，老中会议新一轮的讨论结果与前一次会议达成的一致来了个180度的原地大调头。
明泰顺元年、日本元禄十一年八月十九日，长崎奉行所代表幕府向明郑在日商馆递交一份国书，国书中明确提出“明郑自虾夷地撤军并将全岛交还松前藩、赔偿松前藩白银四万两、抵日商品由日方订价、渡让琉球宗主权”等四项要求。长崎奉行还声称，若明郑不应允上述条件，幕府将派兵自行夺回虾夷，且今后将诗情况禁绝明、日之间贸易。
对于日方梦呓般的要求，郑克臧当然予以拒绝。在他看来日方所谓中断明、日贸易的威胁太过可笑，明、日贸易事实上已经无法中断，即便双方之间直接交流的途径被迫堵塞，明郑亦可以通过由其管控的朝、日及琉、日之间转口贸易将大明商品在日销售继续下去，而日方却要因此承受额外增加的转口成本，吃亏的还是日本人自己。
至于日军进攻虾夷地的可能虽说不是没有，但郑克臧却是不惧，毕竟虾夷地在陆奥以北，单单一个补给问题就该让幕府头疼不已，更何况，如今的日本，海贼大名早就变成了旱鸭子，没有制海权，日本人能不能登陆虾夷岛还是一个问题，即便在明郑水师疏忽下登陆了虾夷岛，也基本上只能落下个有来无回的结果。
正是基于以上两点考虑，郑克臧并没有理会幕府方面的最后通牒。
当然战略上蔑视、在战术上重视。是年九月二十二日，郑克臧南巡湖南、广东之前正式授权枢密院，一旦确认幕府出兵虾夷地或者日本没收华商商品、驱赶明郑船只，可不必请旨立刻命令东洋舰队北洋分舰队进占对马及壹歧作为报复。
此外为了应对可能发生的明、日战争，东洋舰队的提督公所移驻虾夷地、而北洋分舰队的总领公所也临时以往石狩川城。虾夷地都护府还额外获得六万贯内帑，以扩建函馆、十胜、钏路、根室、室兰五处港口，其中函馆、钏路和室兰为主要港口，十胜和根室为备用港口。为了确保明郑在东虾夷地的存在，水师武备学堂捕鲸队也随后奉命移驻钏路。
明郑已经做好的应对的准备，此时日本方面因此迟迟没有接到明郑方面的回应，且发觉大明赴日商船的数目也出现了暴减的趋势，所以幕府判断认为明郑可能是拒绝了己方的要求。根据递交给明郑的照会的内容，幕府应该立刻对明郑实施绝交和商业制裁以及军事打击。
然而事到临头了，幕府内部又有人出现了动摇。
有人会惊讶，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怎么还会有人动摇，是不是这些人亲郑？亦或是这些幕府大佬被郑藩收买了？其实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
原因很简单，幕府没有钱了。
日本元禄年间的世道，一言蔽之正由繁荣陷入慢性的财政危机。
江户前期日本天下太平，农业生产快速发展，到了元禄年间，耕地面积已经增长到战国末期的三倍以上，再加上这一时期德川幕府为了巩固统治，将战国时期“六公四民”的年贡标准调整为“四公六民”。耕地面积增长了，年贡降低了，农民手中就有了钱。有钱了，消费就相应增加，这便刺激了商业和城市的发展，再加上幕府掌握的金银铜矿的产量居高不下，在三代将军家光时代幕府一度积攒下来六百万两的金银。
可是经济的繁荣养成了奢靡浪费的风气，为了享乐，出产甚少的日本大量进口国外商品，而日本本身没有足够的货物外销，这一进一出便造成了巨额的出超。仅仅在庆安元年（1648年）至元禄十一年（1698年）这五十年间，仅明郑一方就从日本获得黄金一百三十三万七千四百两、白银十九万二千二百贯，可以说明郑之所以能在清廷的封锁下坚持下来并成功反攻，日本金银的流出居功至伟。
但是对于日本而言，这些流入明郑和荷兰人手中的金银已经占到了庆长六年（1601年）以来日本百年金银开采量的四分之一，且日本国内的金银矿山的开采已经相继告罄，因此这一金银外流的局面是持续不了多久的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有眼光的日本豪商集团才对卷走大量财货的明郑表示极端的不满。
如果说金银外流只是长期隐患的话，四代将军家纲和五代将军纲吉的穷奢极欲去让幕府的财政出现了危机。元禄八年，为了保证幕府用度，纲吉同意了勘定奉行荻原重秀改铸劣币的建议，幕府籍此获取了数百万两的收益，但市面随即出现恶性通胀、物价暴涨的局面。
在这种局面下，作为幕府中坚力量的七千六百九十余旗本和御家人陷入了生活困顿的境地。为了不至于动摇幕府的根基，在此前，老中会议上一直有对其进行救济的提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