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院士先生的小多了,为了这座院子花掉了我多年积蓄。”鲁迅说。

    迅哥还是挺有钱的,目前普通的工人每个月也就二十大洋,一年不吃不喝才240。

    他在北洋政府教育部当了多年公务员,平时生活除了买书和抽烟支出比较大,日常比较简朴,加上他多年来都是自己在北京生活,没什么开销的地方,钱就存下来了。

    李谕说:“装修估计也要七八百大洋吧?”

    鲁迅说:“算吧算吧差不多800大洋,铺设自来水管就花去80元钱。最让我难以理喻的是,水管要从旁边的陈家过,他们竟然要了我30元借道费。”

    3700+800就是4500大洋了。

    “等他们知道自来水的好,也用自来水时,周老师再找他们要回来。”李谕说。

    鲁迅无奈说:“不知道安装电话线,他们是不是还要找我要借道费。”

    李谕笑道:“若是买辆汽车,天天在他们门前经过又怎么讲。”

    鲁迅说:“好在我不会开汽车。”

    ——

    作为正儿八经的“海龟”,吕碧城现在时不时也被请去学校开个讲座,主要是面向女学生。

    几天后,两人同在北大下了课,准备随鲁迅一起去他的新家坐坐。

    鲁迅对他们说:“稍等,我弟弟还没上完课。”

    “还没结束,是大课?”李谕问。

    鲁迅点头说:“他讲课很慢。”

    他们散步到周作人讲课的课堂外,只见周作人正坐在讲坛上,低头伏案照着稿子宣读,声音细小。别说窗外的李谕,估计坐在第一排的人也听不清楚。好在周作人的讲义整得不错,不然学生真的要抗议。

    下课后,周作人走出门口,鲁迅说:“今天李谕夫妇要去咱们新家。”

    “欢迎!”周作人说,“正好我要在这处大宅子成立一个新村支部,大家伙愁着没有在工商界有话语权的人参与,您能来最好。”

    “新村?”李谕愣住了,“什么东西?”

    周作人说:“就是日本的新村主义,一群互相平等的人共同劳动,平时的衣食住及生病时医药费用,均由公共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