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罗大经和张继先一同离开《生根》摄制,作为导演的谢兰生不得不再寻觅同伴。

    他一边研究莘野说的摄影师,一边搜寻更合适的录音师。他是北电的毕业生,16家国营的制片厂都有同学或师兄弟,谢兰生便挨个打听有谁可能“叛经离道”。

    最后,他的一个在西影厂西安电影制片厂的84级师兄说了个人,叫岑晨。这个岑晨是两年前从北广被分进西影的,比较年轻,24岁。不过呢,他的日子十分憋屈,挺点背的。

    首先,他们三个那年来的一直住在厕所边上,还紧紧地挨着便池,隔壁的水一天到晚不间断地渗透进来,在墙上都画出地图了,岑晨觉得超级恶心,跟西影厂抗议数次,都被无视了。西影厂说:“如果总是今天这个要调房间明天那个要调房间,就没法儿安排宿舍了。”可想而知岑晨天天看着“地图”有多闹心。另外,据说因为有关部门入职批文没下来,岑晨整整一年多的工资都是厂里“借他的”,不是厂里发他的,让他终日提心吊胆。

    其次呢,他参与的三部片子最终结果都非常惨。第一部是战争题材,然而因为比较强调战争残酷的那一面,被认作是态度消极,被毙了。这部片子是在北京一家公司做的后期,于是,内容早早传出,首都电影圈子的人都在背地小声议论,西影对此感到不安,把团队给撤回西安,并让导演绝不可以继续扩散这部片子,想再改改。然而一切为时已晚,没过多久,听到风声的电影局便向西影要求调看这部片子,而一看完,电影局就正式下文:把拷贝都送到外省一家片库永久封存。而岑晨这超级二愣子,在文化厅审片会上看完竟然热泪盈眶,鼓掌叫好,完全没能觉察出来整个房间气氛不对。

    第二部呢,是没被毙,不过状况也差不多。厂务会议通过剧本,省文化厅、省委宣传部也批了,然而最后到审查时,因为是个复仇题材且展现了社会矛盾,先前ok的陕西省委宣传部又不大赞同,叫电影局进行复查,而电影局认为还好,因为不想得罪地方又请中-宣-部来复审,最后中-宣-部一锤定音:电影局有权利拍板,地方如果不大满意可以不买它的拷贝。然而电影虽然上映了,可折腾这一大圈后各个地方都不想要了,谁都知道它有一些靠边界的政治问题。拷贝一个都没卖掉,跟被毙也无甚差别。

    到第三部,因为急了,决定拍个“主旋律”后,西影厂要把新片子给改名叫《啊!我亲爱的同志们!》,然后为了迎合市场又想强塞“当地巫术”,还要重点强调,让岑晨等参与“选歌”,岑晨听完摔门而去,觉得都是什么玩意儿。

    谢兰生在听完以后觉得很好,就是他了。叛逆、直接、敢作敢为,最重要的是,在经历了这许多后仍对电影保有敬畏。据说岑晨平时不大吱声,然而一旦听到杂音会喊“cut”到气壮山河。《生根》对录音师并没有太高的技术要求,北广毕业肯定够用了。

    “师兄啊,”谢兰生说,“您能不能再帮帮忙,给我们俩牵线搭桥?呃,别直接说我想请他参与拍摄地下电影,先找机会让我们俩见一见吧,面对面说。”谢兰生觉得,自己要靠十足诚意打动对方、拉拢对方,若直接说“一起违法啊”会把人给吓跑的,他必须有一个机会陈述利弊、勾画未来。

    “这……如果不提要干什么,人家跟你见面干嘛?太可疑了。”

    “‘偶遇’嘛。”谢兰生说,“把他叫到宿舍聊天,或者叫到外面吃饭,然后正好我也过去,不就碰上了吗?”肯定不能上去就聊地下电影这个事儿,人么,对于“大逆不道”第一反应会是远离,他得先当上“好朋友”,试探试探,再一点点说。

    学长有些无语地道:“我和岑晨完全不熟,根本没到那个程度。我只知道他是谁而已,没什么私下接触。”

    谢兰生便像叫对方吃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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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r白菜似的,说:“那熟一熟。”

    师兄:“…………”

    “熟起来熟起来。”谢兰生想,你是一个正牌导演,跟录音师熟还不容易?

    师兄是个黑龙江人,说:“这个咋熟起来啊?”他其实是不想管的。谢兰生也并非好友,他并没到能为对方花费精力的程度。

    谢兰生也听出来了,他顿了顿,想起自己这个学长在西影也没能上片,心里涌出一个念头,问:“师兄,你想不想在西影厂尽早上片?我这其实有个主意。”

    “哦?”师兄果然受了蛊惑,“什么主意?”

    这个主意是谢兰生在潇湘时想出来的,就在那个《乱世儿女》被池中鹤毁了之后,不过接着就发生了《财运亨通》被毙的事,还有潇湘的关厂长让他锻炼五年的事,便没再执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