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很快进入初秋，汾阳宫里的气氛越来越紧张。
当初皇帝不顾劝阻，坚决赶赴太原的理由就是北虏即将入侵，而当时并没有证据证明北虏有入侵迹象，所以帝国的贵族们普遍认为皇帝好大喜功、穷兵黩武，要发动北伐，因而遭到各方反对，上至中央下至地方官府的官僚们对皇帝和中枢的不满情绪因此越来越严重，更有一些权贵认为此举会“刺激”到北虏，会挑起南北战争，会给帝国带来难以估量的危害。
几个月过去了，在帝国全方位的监控下，在各个渠道陆续反馈回来的各种消息的综合分析下，终于可以证实大漠北虏正在阴山北麓一线集结，其目的很明显，要在草原雨季结束后向中土发动攻击。
皇帝和中枢至此总算松了一口气，这说明薛世雄和伽蓝当初的判断和报警是正确的，皇帝毅然决定率行宫赶赴北疆也是正确的，皇帝和中枢向东都、帝国卫府和地方官府为进行南北战争所下达一系列诏令也是正确的，同时也证明当初劝谏和阻止皇帝赶赴北疆、指责皇帝穷兵黩武的权贵们是错误的，对皇帝和中枢的诏令阳奉阴违甚至拒绝执行的东都、帝国卫府和地方官府也是错误的。
然而，东都和西京、帝国卫府及地方官府对这一系列证据并不认同，甚至有相当一部分权贵认为，这是皇帝和中枢为了发动北伐而故意设下的陷阱，完全不可信。
还有一部分权贵则对皇帝和中枢“口诛笔伐”，大肆谴责。因为正是皇帝亲自赶赴北疆，并下达了一系列进行南北战争准备的各种诏令，摆出了一副即将北伐的态势，深深“刺激”到了北虏，迫使北虏不得不进行积极防御，而北虏诸种在大漠上的集结，则反过来证明了皇帝和中枢早在几个月前就已经做出的北虏即将入侵的预言，所以。他们虽然认同南北战争有即将爆发的可能，但他们也同样认定，这是皇帝和中枢为了实现北伐而做的精妙策划。今日南北紧张局势，都是源自皇帝和中枢的蓄意推动，因此。他们对皇帝和中枢愈发“痛恨”。认为皇帝和中枢正在把帝国推向败亡的深渊。既然你们丧心病狂，一定要葬送帝国，那就对不起了，只能先埋葬你们了。抱着这样的怨念。帝国很多权贵不但不帮助皇帝和中枢抵御北虏的入侵，反而蓄意阻挠，有意让皇帝和中枢陷入困境，以期进一步打击和削弱皇帝及中央的威权，甚至有居心叵测者意图借此良机推翻皇帝和支持他的中枢。
帝国内外矛盾由此进入“高潮”。对立双方对天下大势的解读和判断大相径庭，因此对对立一方的反对和不作为充满了愤怒和怨恨，由此进一步激化了矛盾的深度和广度，也由此导致对立双方在政治理念和具体国策上背道而驰，愈行愈远，而这对帝国和中土所造成的危害异常严重，甚至已经隐约可以看到帝国崩溃之前景。
在这种恶劣局势下，皇帝已经没有退路，唯有咬牙坚持。而支持他的中枢一方面誓死跟进，一方面极力劝说皇帝，赶快返回东都，竭尽全力缓和内部矛盾，这样即便南北战争打响了。即便帝国在北疆遭遇重创，皇帝和中枢也还有回旋之余地。反之，假如南北战争打败了，假如皇帝在北疆重演了当年汉高祖刘邦“白登之围”之耻辱。那么，帝国的政局必定急转直下。到那时即便皇帝和中枢能够全身而退，即便皇帝和中枢能够再回东都，但威权已经全部丧失，再加上内部矛盾的彻底“爆发”，皇帝和中枢肯定会遭到帝国各政治集团的四面围攻，一旦皇帝和中枢在政治上被“架空”，他们还能干什么？诏令还能出皇宫吗？诏令出不了皇宫，皇帝和中枢形同虚设，还有存在的意义吗？既然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帝国的各政治集团还能继续容忍他们统治帝国吗？
整个七月里，皇帝都焦虑不安，在政治对手和中枢亲信们的“内外夹击”下心力交瘁，几度犹豫着是否做出妥协返回东都，但在裴世矩的劝阻下，在伽蓝信誓旦旦的密奏中，在大漠北虏的步步紧逼下，他坚持了下来。
七月下，代北的定襄、马邑、雁门三郡向皇帝和中枢告警，大漠北虏已经越过阴山，同时从武川、抚冥、柔玄三镇一线向长城逼近，目前尚无法判断其主攻方向，但依照历次南北战争之经验，现任马邑太守，原帝国军中宿将，曾以右翊卫将军职参加两次东征之役的王仁恭，以其丰富的作战经验，向皇帝和中枢陈奏，北虏选择的主攻方向极有可能是马邑郡，为此他建议暂时放弃定襄郡，把代北军主力集中于马邑郡北部重镇云内（大同），死守长城防线，并恳请皇帝和中枢十万火急返回东都。
其言下之意很明确，他对坚守长城防线没有信心，原因不是因为代北军实力不够，而是此次北虏入侵规模过于庞大，其前期准备工作不但充足而且十分隐秘，相比起来帝国不但反应迟钝，对南北战争的准备更为不足。好在帝国是个“巨人”，而北虏因为贫乏后劲不足，难以长期作战，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打进长城后大肆掳掠一番，然后迅速撤离，所以帝国即便在南北战争初期遭遇不利，但可以以退为进，利用帝国纵深之优势，与北虏做长期周旋，最终必能迫使北虏撤离。
“以退为进”的作战策略在南北战争中非常普遍，王仁恭对南北局势的判断也非常正确，然而，鉴于帝国内部的深重而激烈的矛盾，皇帝必须考虑到，假若东都、帝国军方和地方官府有意置皇帝和中枢于死地，对皇帝和中枢的诏令置若罔闻，见死不救，那么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皇帝再度犹豫了，他相信王仁恭在军事上的权威，相信王仁恭对战局的分析和判断，为此他惶恐不安，心理上渐渐倾向于离开北疆。
就在这个时候，武贲郎将王辩奉旨赶到汾阳宫觐见皇帝，向皇帝禀奏河北戡乱之军情，实际上他是代表东北道大使薛世雄，向皇帝密奏薛世雄对这次南北决战策略的理解以及薛世雄在执行诏令过程中的所思所为，以消除皇帝对薛世雄的不满和误会。
皇帝对南北决战的求胜心理导致他盲目追求军队的数量，实际上他一贯如此，不论是年轻时候攻打江左还是继承大统之后发起的西征和东征，他都追求军队的数量以赢得武力上的绝对优势。而此次南北决战却不能如此，假若东北道的主力大军纷纷进入燕北，必会暴露帝国的作战意图，实际上也就破坏了此次决战的既定策略。然而，皇帝是帝国的最高军事统帅，他对自己的军事才能又一向颇为自负，所以他不但掌控着军事决策权，还堂而皇之的干涉将军们的战场指挥权，甚至让自己的命令直达战场最前线。
薛世雄非常了解皇帝的这一特性，也知道皇帝对自己没有按照他的意愿执行诏令而愤怒，君臣之间因此产生了误会，而这种误会会导致双方在重大问题上产生更为严重的分歧。为了弥补双方之间的裂痕，也为了南北战争的最终胜利，他必须主动求得皇帝的理解和谅解，为此他向裴世矩求助，于是就有了皇帝火速召见王辩一事。
王辩承担了重要使命。临行前薛世雄写了封信给他，明确告诉他，此行的使命不仅仅是消除君臣之间的误会，而是要坚定皇帝进行南北决战的勇气和信心，假若皇帝在关键时刻意志不坚定，甚至做出错误的决策，那结果可想而知。
王辩克服了初见皇帝时的惶恐和紧张，侃侃而谈，竭尽所能展示自己的才华，履行自己的使命。
皇帝凝神倾听，频频点头，对王辩的言行都颇为赞赏。
裴世矩陪坐一侧，忐忑不安。值此关键时刻，皇帝的意志动摇了，而能否说服皇帝继续坚持下去，以他自己和帝国的未来做一场惊天豪赌，完全依赖于王辩的个人能力。
王辩说完了，尽力了，心里同样忐忑不安，不知道皇帝会做出何种决策。
当初皇帝不顾劝阻，坚决赶赴太原的理由就是北虏即将入侵，而当时并没有证据证明北虏有入侵迹象，所以帝国的贵族们普遍认为皇帝好大喜功、穷兵黩武，要发动北伐，因而遭到各方反对，上至中央下至地方官府的官僚们对皇帝和中枢的不满情绪因此越来越严重，更有一些权贵认为此举会“刺激”到北虏，会挑起南北战争，会给帝国带来难以估量的危害。
几个月过去了，在帝国全方位的监控下，在各个渠道陆续反馈回来的各种消息的综合分析下，终于可以证实大漠北虏正在阴山北麓一线集结，其目的很明显，要在草原雨季结束后向中土发动攻击。
皇帝和中枢至此总算松了一口气，这说明薛世雄和伽蓝当初的判断和报警是正确的，皇帝毅然决定率行宫赶赴北疆也是正确的，皇帝和中枢向东都、帝国卫府和地方官府为进行南北战争所下达一系列诏令也是正确的，同时也证明当初劝谏和阻止皇帝赶赴北疆、指责皇帝穷兵黩武的权贵们是错误的，对皇帝和中枢的诏令阳奉阴违甚至拒绝执行的东都、帝国卫府和地方官府也是错误的。
然而，东都和西京、帝国卫府及地方官府对这一系列证据并不认同，甚至有相当一部分权贵认为，这是皇帝和中枢为了发动北伐而故意设下的陷阱，完全不可信。
还有一部分权贵则对皇帝和中枢“口诛笔伐”，大肆谴责。因为正是皇帝亲自赶赴北疆，并下达了一系列进行南北战争准备的各种诏令，摆出了一副即将北伐的态势，深深“刺激”到了北虏，迫使北虏不得不进行积极防御，而北虏诸种在大漠上的集结，则反过来证明了皇帝和中枢早在几个月前就已经做出的北虏即将入侵的预言，所以。他们虽然认同南北战争有即将爆发的可能，但他们也同样认定，这是皇帝和中枢为了实现北伐而做的精妙策划。今日南北紧张局势，都是源自皇帝和中枢的蓄意推动，因此。他们对皇帝和中枢愈发“痛恨”。认为皇帝和中枢正在把帝国推向败亡的深渊。既然你们丧心病狂，一定要葬送帝国，那就对不起了，只能先埋葬你们了。抱着这样的怨念。帝国很多权贵不但不帮助皇帝和中枢抵御北虏的入侵，反而蓄意阻挠，有意让皇帝和中枢陷入困境，以期进一步打击和削弱皇帝及中央的威权，甚至有居心叵测者意图借此良机推翻皇帝和支持他的中枢。
帝国内外矛盾由此进入“高潮”。对立双方对天下大势的解读和判断大相径庭，因此对对立一方的反对和不作为充满了愤怒和怨恨，由此进一步激化了矛盾的深度和广度，也由此导致对立双方在政治理念和具体国策上背道而驰，愈行愈远，而这对帝国和中土所造成的危害异常严重，甚至已经隐约可以看到帝国崩溃之前景。
在这种恶劣局势下，皇帝已经没有退路，唯有咬牙坚持。而支持他的中枢一方面誓死跟进，一方面极力劝说皇帝，赶快返回东都，竭尽全力缓和内部矛盾，这样即便南北战争打响了。即便帝国在北疆遭遇重创，皇帝和中枢也还有回旋之余地。反之，假如南北战争打败了，假如皇帝在北疆重演了当年汉高祖刘邦“白登之围”之耻辱。那么，帝国的政局必定急转直下。到那时即便皇帝和中枢能够全身而退，即便皇帝和中枢能够再回东都，但威权已经全部丧失，再加上内部矛盾的彻底“爆发”，皇帝和中枢肯定会遭到帝国各政治集团的四面围攻，一旦皇帝和中枢在政治上被“架空”，他们还能干什么？诏令还能出皇宫吗？诏令出不了皇宫，皇帝和中枢形同虚设，还有存在的意义吗？既然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帝国的各政治集团还能继续容忍他们统治帝国吗？
整个七月里，皇帝都焦虑不安，在政治对手和中枢亲信们的“内外夹击”下心力交瘁，几度犹豫着是否做出妥协返回东都，但在裴世矩的劝阻下，在伽蓝信誓旦旦的密奏中，在大漠北虏的步步紧逼下，他坚持了下来。
七月下，代北的定襄、马邑、雁门三郡向皇帝和中枢告警，大漠北虏已经越过阴山，同时从武川、抚冥、柔玄三镇一线向长城逼近，目前尚无法判断其主攻方向，但依照历次南北战争之经验，现任马邑太守，原帝国军中宿将，曾以右翊卫将军职参加两次东征之役的王仁恭，以其丰富的作战经验，向皇帝和中枢陈奏，北虏选择的主攻方向极有可能是马邑郡，为此他建议暂时放弃定襄郡，把代北军主力集中于马邑郡北部重镇云内（大同），死守长城防线，并恳请皇帝和中枢十万火急返回东都。
其言下之意很明确，他对坚守长城防线没有信心，原因不是因为代北军实力不够，而是此次北虏入侵规模过于庞大，其前期准备工作不但充足而且十分隐秘，相比起来帝国不但反应迟钝，对南北战争的准备更为不足。好在帝国是个“巨人”，而北虏因为贫乏后劲不足，难以长期作战，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打进长城后大肆掳掠一番，然后迅速撤离，所以帝国即便在南北战争初期遭遇不利，但可以以退为进，利用帝国纵深之优势，与北虏做长期周旋，最终必能迫使北虏撤离。
“以退为进”的作战策略在南北战争中非常普遍，王仁恭对南北局势的判断也非常正确，然而，鉴于帝国内部的深重而激烈的矛盾，皇帝必须考虑到，假若东都、帝国军方和地方官府有意置皇帝和中枢于死地，对皇帝和中枢的诏令置若罔闻，见死不救，那么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皇帝再度犹豫了，他相信王仁恭在军事上的权威，相信王仁恭对战局的分析和判断，为此他惶恐不安，心理上渐渐倾向于离开北疆。
就在这个时候，武贲郎将王辩奉旨赶到汾阳宫觐见皇帝，向皇帝禀奏河北戡乱之军情，实际上他是代表东北道大使薛世雄，向皇帝密奏薛世雄对这次南北决战策略的理解以及薛世雄在执行诏令过程中的所思所为，以消除皇帝对薛世雄的不满和误会。
皇帝对南北决战的求胜心理导致他盲目追求军队的数量，实际上他一贯如此，不论是年轻时候攻打江左还是继承大统之后发起的西征和东征，他都追求军队的数量以赢得武力上的绝对优势。而此次南北决战却不能如此，假若东北道的主力大军纷纷进入燕北，必会暴露帝国的作战意图，实际上也就破坏了此次决战的既定策略。然而，皇帝是帝国的最高军事统帅，他对自己的军事才能又一向颇为自负，所以他不但掌控着军事决策权，还堂而皇之的干涉将军们的战场指挥权，甚至让自己的命令直达战场最前线。
薛世雄非常了解皇帝的这一特性，也知道皇帝对自己没有按照他的意愿执行诏令而愤怒，君臣之间因此产生了误会，而这种误会会导致双方在重大问题上产生更为严重的分歧。为了弥补双方之间的裂痕，也为了南北战争的最终胜利，他必须主动求得皇帝的理解和谅解，为此他向裴世矩求助，于是就有了皇帝火速召见王辩一事。
王辩承担了重要使命。临行前薛世雄写了封信给他，明确告诉他，此行的使命不仅仅是消除君臣之间的误会，而是要坚定皇帝进行南北决战的勇气和信心，假若皇帝在关键时刻意志不坚定，甚至做出错误的决策，那结果可想而知。
王辩克服了初见皇帝时的惶恐和紧张，侃侃而谈，竭尽所能展示自己的才华，履行自己的使命。
皇帝凝神倾听，频频点头，对王辩的言行都颇为赞赏。
裴世矩陪坐一侧，忐忑不安。值此关键时刻，皇帝的意志动摇了，而能否说服皇帝继续坚持下去，以他自己和帝国的未来做一场惊天豪赌，完全依赖于王辩的个人能力。
王辩说完了，尽力了，心里同样忐忑不安，不知道皇帝会做出何种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