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两百零四章她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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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两百零四章她是谁？
该来的终究还是要来，既然皇帝把崔氏放在了风口浪尖上，又岂能逃过这场席卷帝国的大风暴？
杨玄感是痴儿吗？既然推秦王浩为帝以求得山东人的妥协，又为何诛杀游元？这种自相矛盾的做法只会加深关陇人和山东人之间的仇怨，对杨玄感没有丝毫好处，他为何行此下策？
抑或，这其中有什么隐秘的内情？伽蓝到了黎阳，游元就死了，偏偏负责保护游元的就是伽蓝，而之前伽蓝刚好又从独孤震处获悉了杨玄感在皇统一事上的决策，这之间岂能没有关联？
皇帝和裴世矩派遣伽蓝南下黎阳的目的是什么？不就是通过他来掌控和推动局势的发展嘛。六月初三并不是叛乱的最佳时机，最佳时机应该是七月初，也就是远征军杀到平壤城下激战正酣之时，无疑，杨玄感是迫不得已才不得不提前举旗，非常仓促，而这正是皇帝和裴世矩所需要的。
皇帝和裴世矩发动了这场风暴，他们所需要的结果是什么？当然是以最小代价实现最终目的，假如帝国因此受到重创，皇帝即便在战场上赢得了胜利，在政治上也是满盘皆输。何谓最小代价？那就是在最短时间内摧毁杨玄感，结束这场风暴，把损失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如此推衍下去便简单了，杨侗必须守住东都，樊子盖和裴弘策必须辅佐杨侗确保东都的安全，如此才能确保皇帝在最短时间内结束这场风暴。
反之，假若东都失陷，形势便失控，未来不堪设想，到那时便要人出来承担责任，而那个人就是越王杨侗，辅佐他的崔氏因为杨玄感在皇统一事上的决策，导致其有通敌之嫌，而此事有以独孤震为首的关陇武川人可以佐证，于是崔氏这个山东贵族集团的第一世家“百口莫辩”，唯有代替杨侗承担主要责任，忍气吞声接受惩罚。崔氏凋落，对山东贵族集团来说，是不堪承受之重，但反过来，却可以让饱受摧残的关陇人在情绪上得以宣泄，可谓一举多得。
这是一场豪赌，皇帝把赌注放在杨侗身上。杨侗若赢了，居功至伟，拥戴者众多，皇统之争也就愈发残酷，而由此带来的政治风暴此起彼伏，帝国的贵族官僚将在这些风暴中一批批倒下，这或许就是皇帝为完成他的改革大业而做的谋划之一。
但那些都是未来的危机，当前的问题是，杨侗若想保住自己，就必须满足皇帝的愿望，在最短时间内结束这场风暴，为此他必须守住东都，而守住东都的前提是，必须让山东人马上改变策略，不再暗中推波助澜，而要实现这一目标，越王杨侗和樊子盖就必须精诚合作，山东人自己不但要精诚团结，还必须与关陇人齐心协力联手抗敌。
这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朝堂之上派系林立，若想把所有派系凝聚到一起，共同完成一个目标，除了有足够的利益驱动外，还需要一个强力领导者，一个德高望重、深孚众望的领袖，但东都缺乏这样一个领袖。越王杨侗年幼且无功勋；樊子盖虽从基层文官做到中枢宰执，却无军队基础；裴弘策的资历、功勋都够了，但威望不足，如今他兵败邙山，自身都难保，更不要说承担坚守东都之重任。
崔赜举步之间，心念电转，瞬间便有了对策。
伽蓝这是在步步紧逼。你不要光说不练，你要马上付诸行动。东都形势危在旦夕，裴弘策指望不上，杨侗和樊子盖又水火不容，这时必须有人站出来主掌大局，否则东都失陷不过是早晚之事。
目前最合适的人选当然是樊子盖，他是东都留守，越王杨侗之下就是他，但一旦让他拿到了坚守东都的功劳，则正好遂了皇帝和改革派的心愿，改革派势力将在这场风暴中全面获胜，接下来改革派便会挟胜利之威，对保守派实施疯狂打击，而改革派中的山东人势必成为打击关陇人的“主力军”。所以，朝堂上的保守派官僚，东都的关陇贵族，肯定会不计代价展开“反击”，而“反击”的后果便是东都失陷。
这一点崔赜清楚，裴弘策也清楚，樊子盖更清楚，所以崔赜才会联手裴弘策，而樊子盖也“理智”地妥协了。
现在樊子盖不能妥协了，再妥协下去，东都就要丢了，他做为东都留守，责任就大了，但假如由他出面主掌大局，他必须实施雷霆手段，比如砍下裴弘策的头颅以威慑贵族官僚，从而为坚守东都赢得宝贵的时间。
樊子盖砍下裴弘策的头颅，就如杨玄感砍下游元的脑袋，都会激化关陇人和山东人之间的矛盾，这种报复性的杀戮将在风暴结束后迅速爆发、蔓延，继而重创帝国的贵族基层，动摇帝国的国祚根基。
今日裴弘策和达奚善意双双战败，叛军逼近东都城下，樊子盖没有退路了，肯定在为“借脑袋”一事做准备，所以越王府必须马上拿出对策，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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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两百零四章她是谁？
该来的终究还是要来，既然皇帝把崔氏放在了风口浪尖上，又岂能逃过这场席卷帝国的大风暴？
杨玄感是痴儿吗？既然推秦王浩为帝以求得山东人的妥协，又为何诛杀游元？这种自相矛盾的做法只会加深关陇人和山东人之间的仇怨，对杨玄感没有丝毫好处，他为何行此下策？
抑或，这其中有什么隐秘的内情？伽蓝到了黎阳，游元就死了，偏偏负责保护游元的就是伽蓝，而之前伽蓝刚好又从独孤震处获悉了杨玄感在皇统一事上的决策，这之间岂能没有关联？
皇帝和裴世矩派遣伽蓝南下黎阳的目的是什么？不就是通过他来掌控和推动局势的发展嘛。六月初三并不是叛乱的最佳时机，最佳时机应该是七月初，也就是远征军杀到平壤城下激战正酣之时，无疑，杨玄感是迫不得已才不得不提前举旗，非常仓促，而这正是皇帝和裴世矩所需要的。
皇帝和裴世矩发动了这场风暴，他们所需要的结果是什么？当然是以最小代价实现最终目的，假如帝国因此受到重创，皇帝即便在战场上赢得了胜利，在政治上也是满盘皆输。何谓最小代价？那就是在最短时间内摧毁杨玄感，结束这场风暴，把损失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如此推衍下去便简单了，杨侗必须守住东都，樊子盖和裴弘策必须辅佐杨侗确保东都的安全，如此才能确保皇帝在最短时间内结束这场风暴。
反之，假若东都失陷，形势便失控，未来不堪设想，到那时便要人出来承担责任，而那个人就是越王杨侗，辅佐他的崔氏因为杨玄感在皇统一事上的决策，导致其有通敌之嫌，而此事有以独孤震为首的关陇武川人可以佐证，于是崔氏这个山东贵族集团的第一世家“百口莫辩”，唯有代替杨侗承担主要责任，忍气吞声接受惩罚。崔氏凋落，对山东贵族集团来说，是不堪承受之重，但反过来，却可以让饱受摧残的关陇人在情绪上得以宣泄，可谓一举多得。
这是一场豪赌，皇帝把赌注放在杨侗身上。杨侗若赢了，居功至伟，拥戴者众多，皇统之争也就愈发残酷，而由此带来的政治风暴此起彼伏，帝国的贵族官僚将在这些风暴中一批批倒下，这或许就是皇帝为完成他的改革大业而做的谋划之一。
但那些都是未来的危机，当前的问题是，杨侗若想保住自己，就必须满足皇帝的愿望，在最短时间内结束这场风暴，为此他必须守住东都，而守住东都的前提是，必须让山东人马上改变策略，不再暗中推波助澜，而要实现这一目标，越王杨侗和樊子盖就必须精诚合作，山东人自己不但要精诚团结，还必须与关陇人齐心协力联手抗敌。
这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朝堂之上派系林立，若想把所有派系凝聚到一起，共同完成一个目标，除了有足够的利益驱动外，还需要一个强力领导者，一个德高望重、深孚众望的领袖，但东都缺乏这样一个领袖。越王杨侗年幼且无功勋；樊子盖虽从基层文官做到中枢宰执，却无军队基础；裴弘策的资历、功勋都够了，但威望不足，如今他兵败邙山，自身都难保，更不要说承担坚守东都之重任。
崔赜举步之间，心念电转，瞬间便有了对策。
伽蓝这是在步步紧逼。你不要光说不练，你要马上付诸行动。东都形势危在旦夕，裴弘策指望不上，杨侗和樊子盖又水火不容，这时必须有人站出来主掌大局，否则东都失陷不过是早晚之事。
目前最合适的人选当然是樊子盖，他是东都留守，越王杨侗之下就是他，但一旦让他拿到了坚守东都的功劳，则正好遂了皇帝和改革派的心愿，改革派势力将在这场风暴中全面获胜，接下来改革派便会挟胜利之威，对保守派实施疯狂打击，而改革派中的山东人势必成为打击关陇人的“主力军”。所以，朝堂上的保守派官僚，东都的关陇贵族，肯定会不计代价展开“反击”，而“反击”的后果便是东都失陷。
这一点崔赜清楚，裴弘策也清楚，樊子盖更清楚，所以崔赜才会联手裴弘策，而樊子盖也“理智”地妥协了。
现在樊子盖不能妥协了，再妥协下去，东都就要丢了，他做为东都留守，责任就大了，但假如由他出面主掌大局，他必须实施雷霆手段，比如砍下裴弘策的头颅以威慑贵族官僚，从而为坚守东都赢得宝贵的时间。
樊子盖砍下裴弘策的头颅，就如杨玄感砍下游元的脑袋，都会激化关陇人和山东人之间的矛盾，这种报复性的杀戮将在风暴结束后迅速爆发、蔓延，继而重创帝国的贵族基层，动摇帝国的国祚根基。
今日裴弘策和达奚善意双双战败，叛军逼近东都城下，樊子盖没有退路了，肯定在为“借脑袋”一事做准备，所以越王府必须马上拿出对策，刻不容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