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地四个省的全面征兵是一件真正的大事。除了土改之外，或许是第一件能称为一盘棋的工作。义务兵役制的要点之一就是异地从军。例如，安徽籍的军人将在安徽之外的三个省服役。那么不仅仅是要有人服役，组建新的军队。更重要的是，各省都要有自己对军队驻扎和使用的安排。
根据地从来是不缺乏事情干的，从按部就班的角度来看，每一件事都是一等一的大事。不过在中国，1911年则有一件天大的事情。第一届正式国会要召开。宪法什么的姑且不论，但是这届国会要决定满清政权的生死。人民党已经表过态，只要满清还在，人民党就绝对不会停止任何军事行动。
所以党中央的通信发到了根据地其他三省的时候，三省的省委都意识到了这次大征兵活动的一个要点，“不用遮遮掩掩”。
“如果这次议会决定满清覆灭，那很好。如果周边哪个省敢投票支撑满清继续存在，我们就立刻对其发动军事进攻。”陈克在《2011征兵工作意见》当中写的明明白白。
既然中央如此决定，各省委自然不会有意见。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军队的职责就是战争。这次征兵工作虽然重要的目的在于确立现代国家体制中重要的兵役系统，而且对部队的使用是以“工程兵”为主要目的。不过部队首先需要军事训练，那么一场战争也并非是件坏事。
普通兵役的特点是全面征兵，如果一定好凑够人数的话，人民党不是没有办法。就如同安徽省长齐会深问陈克，“是不是要在大别山区多征兵？”
人民党几大兵源地里头，大别山首当其冲。山区人民生活困苦，即便是在新制度下，想一时半会儿彻底改变大别山地区的局面也不现实。人民党现在已经有了近20万部队，想在大别山区再征召十万人并不是太困难的事情。
陈克当时就否决了，“保家卫国不是大别山区的特权。每一个地区都有这个义务。”
人民党全面人口普查工作正好给这次征兵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按照百人抽一的比例，根据地6100万人口，要征集61万军队。这在1911年的中国是一个可怕的数字。
按照每个士兵每个月50斤粮食计算，61万军队一个月就是3050万斤粮食，一年就是36600万斤粮食。用根据地的粮价来计算，也就是9150万元人民币。这年头粮价变幻不定，不过一两银子大概能买50斤米。按这个价格就是732万两银子。白银与银元折算大概在一两银子等于2.5元银元的比例上。也就是1830万银元。
外省的军队里头，每个军人每个月军饷五块大洋，北洋军的更高。人民党的部队每个月是八块钱人民币的补贴。61万军人一年还需要，5856块人民币。
在不包括军队的装备的情况下，单单人民党61万军队的补贴加上粮食，每年就需要3000万银元的军费。这个军费是可怕的，莫说一个省，就是整个北洋也绝对不可能拿出这么多钱来。各省里头都有自己的统计部门，随便计算了一个，各个省委干部们都脸色发白。
再把服装，武器弹药，各种军队部门的装备，日常开支给计算在内，没有6000万大洋根本养不起如此规模的军队。把军队作为单纯的消耗单位来看待，穷兵黩武意味着大量的支出。
不过人民党的计算方法从不会如此，人民党看到的，是61万聚集在一起，能够接受良好教育的人民。这61万人军队，在三年的服役期中，经过教育，都会成为良好的公民，即便他们退役了，这也是极为可观的人力财富。
这里面会出现多少干部、工人，会出现多少更行各业的骨干。当这庞大的队伍接受了训练与锻炼之后，人民党领导的整个体系中的人力匮乏局面会得到极大的改善。而且在这同志退役之前，他们也将建设多少极为重要的基础建设，在搞建设方面，军队比地方组织的那些劳动团队强的没边。所以没有人提出质疑。倒是各省建设部热情洋溢的开始筹划各地要兴建的基础建设清单。
不过人民党现阶段对于外部变化的注意还是少了些，人民党的内务压倒了外务，仅仅是人民党一家的问题。其他各个势力都在紧密关注着即将到来的第一届国会。在台上的还好些，局面实际上已经能够确定。
在袁世凯宣布上次临时国会议员自动获得第一次国会正式议员身份之后，稳定就成了已经在台上的各势力压倒一切的努力。
不过各个在野的政治势力则不这么看。例如百忙中的陈克得到了消息，孙中山派遣了自己的使者再次拜会。上次孙中山派遣黄兴与宋教仁前来拜访，结果是两人离开根据地之后就选择了退出同盟会，带着华兴会直接回到了湖南继续进行实际革命斗争。陈克有点兴趣的想，这次孙中山到底会派谁来呢？
当“北一辉”三个字跃入陈克眼帘的时候，他眨了眨眼，确定自己没有看错。
北一辉这个人历史上不是特别有名，虽然有些说法认为，北一辉是日本法西斯化的思想领路人。但是陈克对此并不支持。
北一辉（1883年4月3日—1937年8月19日），原名北辉次郎，1883年（清光绪九年，明治十六年）出生于日本新泻县佐渡郡。。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明治三十九年）二十三岁时自费出版了《国体论与纯正社会主义》，从社会主义的立场批评以天皇主权说为中心的“国体论”，因而在反zheng府的社会主义运动阵营里蔪露头角。同年加入革命评论社以及同盟会，展开他投身中国革命十三年的生涯。在这段时间，1911年（清宣统三年，明治四十四年）应宋教仁之邀，参与辛亥革命，活动于上海、武昌和南京等地，此后北一辉长居上海。1913年（民国二年，大正二年）因宋教仁被刺，北一辉自组调查团，意图调查宋教仁被刺之真相，遭日本驻上海领事勒令返国三年。1916年（民国八年，大正八年）因中国民众反日情绪高涨，自思再无为中国革命効力之处。为此，北一辉开始将注意力转回日本。为求中日两国和平相处，他主张推翻现行日本政治体制，彻底放弃以侵略中国为国是的传统对华政策。
根据地从来是不缺乏事情干的，从按部就班的角度来看，每一件事都是一等一的大事。不过在中国，1911年则有一件天大的事情。第一届正式国会要召开。宪法什么的姑且不论，但是这届国会要决定满清政权的生死。人民党已经表过态，只要满清还在，人民党就绝对不会停止任何军事行动。
所以党中央的通信发到了根据地其他三省的时候，三省的省委都意识到了这次大征兵活动的一个要点，“不用遮遮掩掩”。
“如果这次议会决定满清覆灭，那很好。如果周边哪个省敢投票支撑满清继续存在，我们就立刻对其发动军事进攻。”陈克在《2011征兵工作意见》当中写的明明白白。
既然中央如此决定，各省委自然不会有意见。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军队的职责就是战争。这次征兵工作虽然重要的目的在于确立现代国家体制中重要的兵役系统，而且对部队的使用是以“工程兵”为主要目的。不过部队首先需要军事训练，那么一场战争也并非是件坏事。
普通兵役的特点是全面征兵，如果一定好凑够人数的话，人民党不是没有办法。就如同安徽省长齐会深问陈克，“是不是要在大别山区多征兵？”
人民党几大兵源地里头，大别山首当其冲。山区人民生活困苦，即便是在新制度下，想一时半会儿彻底改变大别山地区的局面也不现实。人民党现在已经有了近20万部队，想在大别山区再征召十万人并不是太困难的事情。
陈克当时就否决了，“保家卫国不是大别山区的特权。每一个地区都有这个义务。”
人民党全面人口普查工作正好给这次征兵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按照百人抽一的比例，根据地6100万人口，要征集61万军队。这在1911年的中国是一个可怕的数字。
按照每个士兵每个月50斤粮食计算，61万军队一个月就是3050万斤粮食，一年就是36600万斤粮食。用根据地的粮价来计算，也就是9150万元人民币。这年头粮价变幻不定，不过一两银子大概能买50斤米。按这个价格就是732万两银子。白银与银元折算大概在一两银子等于2.5元银元的比例上。也就是1830万银元。
外省的军队里头，每个军人每个月军饷五块大洋，北洋军的更高。人民党的部队每个月是八块钱人民币的补贴。61万军人一年还需要，5856块人民币。
在不包括军队的装备的情况下，单单人民党61万军队的补贴加上粮食，每年就需要3000万银元的军费。这个军费是可怕的，莫说一个省，就是整个北洋也绝对不可能拿出这么多钱来。各省里头都有自己的统计部门，随便计算了一个，各个省委干部们都脸色发白。
再把服装，武器弹药，各种军队部门的装备，日常开支给计算在内，没有6000万大洋根本养不起如此规模的军队。把军队作为单纯的消耗单位来看待，穷兵黩武意味着大量的支出。
不过人民党的计算方法从不会如此，人民党看到的，是61万聚集在一起，能够接受良好教育的人民。这61万人军队，在三年的服役期中，经过教育，都会成为良好的公民，即便他们退役了，这也是极为可观的人力财富。
这里面会出现多少干部、工人，会出现多少更行各业的骨干。当这庞大的队伍接受了训练与锻炼之后，人民党领导的整个体系中的人力匮乏局面会得到极大的改善。而且在这同志退役之前，他们也将建设多少极为重要的基础建设，在搞建设方面，军队比地方组织的那些劳动团队强的没边。所以没有人提出质疑。倒是各省建设部热情洋溢的开始筹划各地要兴建的基础建设清单。
不过人民党现阶段对于外部变化的注意还是少了些，人民党的内务压倒了外务，仅仅是人民党一家的问题。其他各个势力都在紧密关注着即将到来的第一届国会。在台上的还好些，局面实际上已经能够确定。
在袁世凯宣布上次临时国会议员自动获得第一次国会正式议员身份之后，稳定就成了已经在台上的各势力压倒一切的努力。
不过各个在野的政治势力则不这么看。例如百忙中的陈克得到了消息，孙中山派遣了自己的使者再次拜会。上次孙中山派遣黄兴与宋教仁前来拜访，结果是两人离开根据地之后就选择了退出同盟会，带着华兴会直接回到了湖南继续进行实际革命斗争。陈克有点兴趣的想，这次孙中山到底会派谁来呢？
当“北一辉”三个字跃入陈克眼帘的时候，他眨了眨眼，确定自己没有看错。
北一辉这个人历史上不是特别有名，虽然有些说法认为，北一辉是日本法西斯化的思想领路人。但是陈克对此并不支持。
北一辉（1883年4月3日—1937年8月19日），原名北辉次郎，1883年（清光绪九年，明治十六年）出生于日本新泻县佐渡郡。。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明治三十九年）二十三岁时自费出版了《国体论与纯正社会主义》，从社会主义的立场批评以天皇主权说为中心的“国体论”，因而在反zheng府的社会主义运动阵营里蔪露头角。同年加入革命评论社以及同盟会，展开他投身中国革命十三年的生涯。在这段时间，1911年（清宣统三年，明治四十四年）应宋教仁之邀，参与辛亥革命，活动于上海、武昌和南京等地，此后北一辉长居上海。1913年（民国二年，大正二年）因宋教仁被刺，北一辉自组调查团，意图调查宋教仁被刺之真相，遭日本驻上海领事勒令返国三年。1916年（民国八年，大正八年）因中国民众反日情绪高涨，自思再无为中国革命効力之处。为此，北一辉开始将注意力转回日本。为求中日两国和平相处，他主张推翻现行日本政治体制，彻底放弃以侵略中国为国是的传统对华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