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会询问陈克主席对这件事的态度。”王斌给了一个回答。

    在党课上,王斌听陈克讲述过一个观点,无论是当前的资本主义制度,或者是根据地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制度,无论哪种制度的核心都是围绕着对生产资料,劳动力,以及资本的使用。两种制度之间的区别在于到底是资本控制政治,还是政治控制资本。

    这番讲述曾经让王斌有一种茅塞顿开的感觉,问题是他万万没想到,自己直面这种层面的问题,以及为这种问题烦恼的日子会这么早降临。可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与根据地相比,美国实在是极为强大的存在。在资本的雄厚程度,工业实力,以及对资本营运方面,人民党居于弱势。想把场面上的弱势扳回来,就只有依靠人民党是一个政治实体,拥有政府、军队这些筹码。

    到底是资本控制政治,还是政治控制资本,这还真的是个问题。王斌忍不住钦佩起陈克的先见之明了。他在此时也理解到自己的一些想法,王斌是真心希望在和外国资本打交道的时候,能够作为主导局面的强势一方。而不是想现在一样左右为难。

    王斌的烦恼是幸福的烦恼。构架贸易框架协议的两大政治实体之一,北洋中央政府要面对的就不是这些热情洋溢,态度积极的商业合作者。上门寻求北洋中央政府合作的也不是一家两家,这些合作者们寻求的都是向北洋贷款的。

    当然,因为有定额贸易协议撑腰,这次来放贷的远没有以前的条件那么苛刻。不过即便如此,袁世凯也被气坏了。如果不牵扯扩军的话,北洋的财政问题终于缓过口气。而且在陈克的建议下,东北的大豆被袁世凯试着推销给外国商人,立刻引发了轰动,订单纷沓而来。加上人民党在北京天津等地建设的蜂窝煤等民生企业的税收,袁世凯手里没什么余钱,也不至于要借钱度日。不过这世界就是如此,缺钱的时候求爷爷告奶奶想借,那时候难死了。不缺钱的时候,想借钱给你吃利息的人大把的存在。

    对这群人袁世凯也不想搭理,他的烦恼在于明明看着很好的出口拉动经济的计划,北洋却无法发挥出这个计划的优势来。严复在最初提出计划的时候倒也一度让北洋内阁有些震动。到了具体执行方面,严复就展现出他在事务性工作方面的极大不足。“御下无能”四个字无疑是严复此时的写照。袁世凯能理解北洋内阁成员对严复的抵触,严复身为光杆司令,空顶着内阁总理的头衔,实际上他无法让任何一名阁僚服从他的命令。

    对这样的现状,袁世凯心里面有一种快感。人民党主导局面的时间太久了,久到袁世凯都不愿意直视这段时间。哪怕是当下严复的失败实际上并不符合袁世凯的利益,袁世凯也乐于看到严复的窘态。

    直到严复提出要出国访问,英国方面已经邀请严复访问英国。袁世凯才觉得自己袖手旁观的做法或许不太合适。即便如此,也没有下定决心否决这件事。严复毕竟是人民党的人,他因为出访而离开内阁之后,北洋内阁才会重新变成一个真正的北洋内阁。考虑了好一阵,袁世凯终于同意了严复的出访请求。1912年1月,内阁总理严复在天津乘上了出访的游轮。

    送走了北洋内阁最大心病,以副总理行总理职位的徐世昌再次恢复了活力,“我认为应该大力推动对外贸易。”徐世昌拿出了自己的计划,内阁成员一面听,一面心中暗笑。整个计划完全是抄袭严复提出的计划,甚至连字都没怎么改。徐世昌根本不在乎阁僚的想法,他已经决定自己要在这件事情上展现出自己的实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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