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孔子以来，儒家从未成为体，但凡儒家得势之时，皆是在这个用字上。玉刚，我等若是心怀儒家。当把这儒家的用处讲的透彻。儒家自孔子起，边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现在，我等自当继续为统治阶级服务才行。这就是陈主席所说的，阶级觉悟吧。”
听了冯煦的话，任玉刚已经目瞪口呆了。这话真的是大实话，也是真正读先贤书的人才能说出的话。只是这话若是被腐儒们听到，一定会被大骂为离经叛道吧。
“我有一个打算，陈主席写过《中国文化传承与唯物主义的兴起》一中考据错误甚多，引用的例子多数牵强附会，我也没有什么心思在做官上，玉刚若是不嫌弃，我们一起把这书修改了，你觉得如何？”冯煦问。
这声音不大，听在任玉刚耳朵里头却如同惊雷一般。万古留名一卷书，陈克当年的名声就是以此书而起。冯煦已经是《新华字典》的编定人，以眼下看，人民党夺取天下不过是时间问题，冯煦单靠了《新华字典》第一版的编定人这份功绩，在学界就能够名留后世。若是再能修订了陈克的《中国文化传承与唯物主义的兴起》一书，那么冯煦对儒家的感情，以及对儒家的评价，定然能够依托了此书广为流传。
当然这么做也不是没有风险的，儒家最擅长的乃是春秋笔法，冯煦绝不可能不在这书里面添加自己的想法。写的好坏，是否歌颂陈克，这还在其次。只要陈克认为这书里头有丝毫杵逆了陈克原本意思的想法，冯煦的下场已经不是凄惨两字可以形容的。
满清今年已经正式覆灭了，满清的的历史，就是一本文字狱的历史。清初的《明史》案，后来方静等案子，乾隆时期大兴文字狱，动辄抄家灭门，这些血淋淋的历史都是前车之鉴，冯煦今年69，虚岁都71了。他当然不怕死，任玉刚自己对死也不是太在乎。可是他在乎的是自己一家的命运，在乎的是自己女儿的前程。
脑子里想拒绝，可是任玉刚怎么都说不出这句话。能够著书立说，特别是是依托陈克的名望写一本书，这个诱惑之大，绝非面临生死能够完全打消这个念头的。
正在左右为难，任玉刚听冯煦说道：“我会写信给陈主席，专门询问此事。若是他应允了，我们就开始写。若是他不同意，这书是陈主席所著，我们自己修改了，也不合适。”
“如此甚好！”任玉刚立刻答道，天气很热，任玉刚发现自己背上不知何时已经彻底湿透，而汗水也完全不受控制的从额头，头脖颈，从每个汗毛孔里面冒了出来。
陈克收到这封信的时候，正在与同志们商讨着这次大整风的具体内容。整风不是训话，任何组织都有着自己的组织信用度。建立信用的过程完全靠干事，训话这种行动完全是在消耗组织信用。训话越多，信用度越低。就如21世纪的那句笑话，“道歉如果有用的话，那要警察做什么？”
接到冯煦的信之后，陈克一时竟然有些不明白冯煦到底想做什么。天下文章一大抄，陈克的书本来就是抄袭他在自己原本时空里面所学到的知识，只是这时代陈克最先写出了一个看待中国历史的全新角度，所以才能让人觉得耳目一新。至于这本书的具体内容，与其得到的评价并不相称。
但是此事绝非简单的一个“能不能改编”作品的问题，一旦这件事真的开始干，很多事情就脱离了陈克的掌控。既然这不是陈克的私事，也只有拿出来给大家讨论。
同志们的意见却是惊人的一致，“此事绝对不可以。”
“陈主席，在这个时候你的思想还没有理论性的成为党的思想，冯煦这做法就是另立门户。”尚远回答的斩钉截铁。
看陈克有点迟疑的表情，尚远接着劝道：“你是人民党的主席，你的书就是咱们人民党的里面纰漏再多，这也不是冯煦有资格去修改的。”
“但是这个言论自由是宪法里面的，冯煦有自己的言论自由。他真的私下修改了，我们不仅不能阻止他这么干，还得在宪法的适用范围里头保证冯煦的个人权利不受侵害。”陈克答道。在言论自由方面，陈克本人是绝对支持的。当然，陈克的支持与后世jy的言论自由大不相同，陈克认为自由发表言论的确是不可剥夺的权力，但是这个权力并不拥有自由凌驾在法律之上的地位。例如在美国这个国家，可以说错话，但是说错话之后，就得去坐牢。宪法保障的是允许人自由说话的权力，这个权力适用范围在自由说话的那个时段。话说完了，言论自由的保障也就结束了。后面的事情，与言论自由就没有丝毫关系。
在欧洲，你宣传纳粹那套是违法的。但是判定是否违法，首先得事实清楚，如果一个人心里头高喊小胡子万岁，第三帝国万岁。这是绝对不能当作犯罪证据。只有他实实在在发表了言论之后，才能定他的罪。而发表言论这件事本身，理应受到“言论自由”的保护。
而陈克看不起jy，是因为他们敢做不敢当。陈克自幼受到的教育中，颇包含着自由主义的因素。年轻时候的陈克，也是个“怨天怨地怨空气，怨完苏修怨美帝”的中二青年。那时候他印象颇深的一件事是关于“骨气”的。
“如果干了十恶不赦之事，那就千万不要哀求原谅。做这种事之前，就要知道自己干了之后会被千刀万剐，挨刀的时候一定不要心生怨念。往难听了说，这就叫做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往好听了说，求仁得仁，何其快哉！只要你能拿出这份骨气出来，别人再骂你，我也认为你是我儿子。”陈克记得自己的母亲用一种很难形容的语气说道。
正是把这段饱含了自由主义思想的话听进去了，陈克发现自己对法律有了真正畏惧。他从此再也没有挑战法律与秩序的勇气。因为扪心自问的时候，陈克很清楚自己并没有做好任何接受法律处罚的打算，更没有接受法律处罚的勇气。即便是新中国没有了酷刑，但是从拘留到死刑，种种处罚绝非做样子而已。严打时代，劫掠几毛钱就丢了性命的事例，绝非发生了一件两件。
尚远并不知道陈克的经历，更不知道陈克的思路，他对陈克此时居然谈起了法律感到很是不解，“陈主席，这和法律无关。这是个政治问题。”
听了冯煦的话，任玉刚已经目瞪口呆了。这话真的是大实话，也是真正读先贤书的人才能说出的话。只是这话若是被腐儒们听到，一定会被大骂为离经叛道吧。
“我有一个打算，陈主席写过《中国文化传承与唯物主义的兴起》一中考据错误甚多，引用的例子多数牵强附会，我也没有什么心思在做官上，玉刚若是不嫌弃，我们一起把这书修改了，你觉得如何？”冯煦问。
这声音不大，听在任玉刚耳朵里头却如同惊雷一般。万古留名一卷书，陈克当年的名声就是以此书而起。冯煦已经是《新华字典》的编定人，以眼下看，人民党夺取天下不过是时间问题，冯煦单靠了《新华字典》第一版的编定人这份功绩，在学界就能够名留后世。若是再能修订了陈克的《中国文化传承与唯物主义的兴起》一书，那么冯煦对儒家的感情，以及对儒家的评价，定然能够依托了此书广为流传。
当然这么做也不是没有风险的，儒家最擅长的乃是春秋笔法，冯煦绝不可能不在这书里面添加自己的想法。写的好坏，是否歌颂陈克，这还在其次。只要陈克认为这书里头有丝毫杵逆了陈克原本意思的想法，冯煦的下场已经不是凄惨两字可以形容的。
满清今年已经正式覆灭了，满清的的历史，就是一本文字狱的历史。清初的《明史》案，后来方静等案子，乾隆时期大兴文字狱，动辄抄家灭门，这些血淋淋的历史都是前车之鉴，冯煦今年69，虚岁都71了。他当然不怕死，任玉刚自己对死也不是太在乎。可是他在乎的是自己一家的命运，在乎的是自己女儿的前程。
脑子里想拒绝，可是任玉刚怎么都说不出这句话。能够著书立说，特别是是依托陈克的名望写一本书，这个诱惑之大，绝非面临生死能够完全打消这个念头的。
正在左右为难，任玉刚听冯煦说道：“我会写信给陈主席，专门询问此事。若是他应允了，我们就开始写。若是他不同意，这书是陈主席所著，我们自己修改了，也不合适。”
“如此甚好！”任玉刚立刻答道，天气很热，任玉刚发现自己背上不知何时已经彻底湿透，而汗水也完全不受控制的从额头，头脖颈，从每个汗毛孔里面冒了出来。
陈克收到这封信的时候，正在与同志们商讨着这次大整风的具体内容。整风不是训话，任何组织都有着自己的组织信用度。建立信用的过程完全靠干事，训话这种行动完全是在消耗组织信用。训话越多，信用度越低。就如21世纪的那句笑话，“道歉如果有用的话，那要警察做什么？”
接到冯煦的信之后，陈克一时竟然有些不明白冯煦到底想做什么。天下文章一大抄，陈克的书本来就是抄袭他在自己原本时空里面所学到的知识，只是这时代陈克最先写出了一个看待中国历史的全新角度，所以才能让人觉得耳目一新。至于这本书的具体内容，与其得到的评价并不相称。
但是此事绝非简单的一个“能不能改编”作品的问题，一旦这件事真的开始干，很多事情就脱离了陈克的掌控。既然这不是陈克的私事，也只有拿出来给大家讨论。
同志们的意见却是惊人的一致，“此事绝对不可以。”
“陈主席，在这个时候你的思想还没有理论性的成为党的思想，冯煦这做法就是另立门户。”尚远回答的斩钉截铁。
看陈克有点迟疑的表情，尚远接着劝道：“你是人民党的主席，你的书就是咱们人民党的里面纰漏再多，这也不是冯煦有资格去修改的。”
“但是这个言论自由是宪法里面的，冯煦有自己的言论自由。他真的私下修改了，我们不仅不能阻止他这么干，还得在宪法的适用范围里头保证冯煦的个人权利不受侵害。”陈克答道。在言论自由方面，陈克本人是绝对支持的。当然，陈克的支持与后世jy的言论自由大不相同，陈克认为自由发表言论的确是不可剥夺的权力，但是这个权力并不拥有自由凌驾在法律之上的地位。例如在美国这个国家，可以说错话，但是说错话之后，就得去坐牢。宪法保障的是允许人自由说话的权力，这个权力适用范围在自由说话的那个时段。话说完了，言论自由的保障也就结束了。后面的事情，与言论自由就没有丝毫关系。
在欧洲，你宣传纳粹那套是违法的。但是判定是否违法，首先得事实清楚，如果一个人心里头高喊小胡子万岁，第三帝国万岁。这是绝对不能当作犯罪证据。只有他实实在在发表了言论之后，才能定他的罪。而发表言论这件事本身，理应受到“言论自由”的保护。
而陈克看不起jy，是因为他们敢做不敢当。陈克自幼受到的教育中，颇包含着自由主义的因素。年轻时候的陈克，也是个“怨天怨地怨空气，怨完苏修怨美帝”的中二青年。那时候他印象颇深的一件事是关于“骨气”的。
“如果干了十恶不赦之事，那就千万不要哀求原谅。做这种事之前，就要知道自己干了之后会被千刀万剐，挨刀的时候一定不要心生怨念。往难听了说，这就叫做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往好听了说，求仁得仁，何其快哉！只要你能拿出这份骨气出来，别人再骂你，我也认为你是我儿子。”陈克记得自己的母亲用一种很难形容的语气说道。
正是把这段饱含了自由主义思想的话听进去了，陈克发现自己对法律有了真正畏惧。他从此再也没有挑战法律与秩序的勇气。因为扪心自问的时候，陈克很清楚自己并没有做好任何接受法律处罚的打算，更没有接受法律处罚的勇气。即便是新中国没有了酷刑，但是从拘留到死刑，种种处罚绝非做样子而已。严打时代，劫掠几毛钱就丢了性命的事例，绝非发生了一件两件。
尚远并不知道陈克的经历，更不知道陈克的思路，他对陈克此时居然谈起了法律感到很是不解，“陈主席，这和法律无关。这是个政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