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方代表与日本方面的谈判进行的很顺利，日本出钱，中国出货。曾经耗资巨大才生产出来的设备现在也就是一堆破铜烂铁的价格。即便中央有安排，伍翔宇对此还是有些心痛。李润石当然不会认为当年的投入只值现在这点价钱，但是李润石看问题的角度却不太一样，他对伍翔宇说道：“现在这一切说明我们中国在不断进步，进步就必然有淘汰，总留在昨天那是不行的。这个时代的变化太快了！”
这个时代的变化的确太快，中国的变化尤其之快。伍翔宇当然知道这点，在他少年时代，白纸的价格可不便宜，现在中国大城市连手纸都是细白柔软的。以前洗衣服没有肥皂，用皂角都是比较讲究的方法。现在洗衣服不仅用上了洗衣粉，甚至还有了洗衣机。根本就不用动手，衣服往洗衣机里面一扔，轰轰隆隆的就给解决了。而且洗衣机也从单缸变了双缸，连拧都不必，从洗衣桶里面捞出衣服扔进甩干桶直接甩去了水份，晾晒时间大大缩短。别说普通的群众，就是身为副总理的李润石经常都忍不住咋舌。
现在中国的结婚三大件变化很快，从闹钟、自行车、收音机，变成了手表、冰箱、洗衣机。很多群众根本连怀表都没见过，就直接进入了在怀表时代极为名贵的手表时代。曾经被“出身高贵”的大族所垄断的“奢侈品”，现在变成了城市居民们可以共同享受的日用品。当然，这也造成了城乡差距的急剧扩大。
反倒是到了日本之后，李润石找回了不少“熟悉的感觉”，那些旧式的“新鲜玩意”，例如有轨电车还在日本营运，而中国城市已经开始普遍推行带着两条长辫子的电车了。硕大的需要上发条的座钟自日本倒是很常见，那些精巧的木质外壳，雕花纹理，镀金烫金的装饰，看着真的很不错。可是在中国，座钟甚至没有来得及全面普及，就被轻巧的石英钟给代替。塑料外壳，透明的玻璃蒙面，装两截干电池就能使用的石英钟，价格却只有老实木质座钟一半的价格。原因么倒是很简单，木质外壳加工成本比塑料高。
至于机械行业的发展，更是日新月异。中国本来就没有漫长的蒸汽时代，电气时代很快就将蒸汽时代给抛在了脑后。工业部门中锅炉还是存在的，却很少有锅炉是为了提供蒸汽动力而建造的。这些个五年计划中，发电站建设，电网建设，高压输变电建设从来是重点投资项目。在中国的科技研发行业，无数的钱砸了进去。然后又要再砸无数的钱去建设工厂，调试设备，试运行，接着就跟变戏法一样生产出海量的产品。通过劳动赚取报酬的劳动者们开始消费着这无数的工业品。即便是亲眼看到了这一切，伍翔宇也经常感到有些惶惑，中国的变化太快太剧烈，以至于让人不太敢相信这些都是真的。
在伍翔宇少年时代，日本已经是比中国更强大的国家了。伍翔宇还隐约记得自己幼年时代，能去日本留学是学习先进文化技术的重要途径。现在中国淘汰的各种机床，在日本已经是很先进的机床。此时谁要是想靠到日本留学混文凭，那就是一种耻辱了。
这是一个激烈变动的时代，谁跟不上时代，谁就要被抛下。而中国无疑已经跟上了时代，至少在亚洲已经领先于时代。
李润石很明显是一个绝对不会沉浸留恋于过去的人，简单说完了中国淘汰自身落后产业的事情，李润石就谈起了最近一段时间日本的变化，“没想到北一辉同志还是抓住了日本的矛盾焦点，提出了日本人民的天皇这个概念。这个概念一出，只怕日本上层寝食难安了。”
伍翔宇听完这话只是笑了笑，在中国如果说人民的陈主席，这只是非常正常的提法。如果最高领导人不属于“人民”，那么这位领导人就没有意义，这是中国的政治正确性。只是在中国君主制已经被彻底埋葬。这些年也颇出过些“自立为帝”的事件，抓捕这些“中国新皇帝”的治安行动，最大出动的是县里面的武警。最小规模的行动，村里面派了两个民兵就把“皇帝”给抓了。此类消息在报纸的娱乐版上都排不上头条。见日本人民真的相信皇帝能够为人民“主持公道”，连伍翔宇这么严肃认真的人都忍不住要笑。
李润石也笑了笑，那笑容里面是真正的大气，“北一辉是在发动群众，不管用什么理由，只要人民能被发动起来就是胜利。只有经历斗争，人民才能明白谁是敌人。如果这次斗争能够让人民认识到日本的天皇是日本人民最大的敌人，日本就真的进入了新时代。”
“这距离民主还差得远。”伍翔宇其实不太在乎日本到底能变成什么模样，中国不缺乏告御状的戏剧，作为副总理，伍翔宇一想到如果中国出这种事情，他第一感觉是不自在。
“民主首先是同一阶级内部的问题，如果中日处于敌对关系的两支军队打仗，难道还能靠民主投票来决定结果么？”李润石笑道，“既然日本民众试图寻求属于自己的利益，这种斗争过程就必不可少。”
伍翔宇听了这话，干脆就亮明了自己的立场，“我现在考虑的是国内，想建立基于科学基础上的民主，任重道远。这过程不亚于一场改朝换代的激烈革命。”
“会有过之而无不及。”李润石答道，“人民想解放自己，是无比艰辛的道路，我觉得这是一场更深刻的进步。日本劳动人民连如何获得本阶级解放的道路都没能找到。而我们现在已经开始逐步考虑人民获得自我解放的道路，这难道不是真正的进步么。任何事物都在发展变化，任何事物都不可能千秋万代，不能进步就不可能获得解放。”
虽然是从日本问题开始讨论，中国的两位中青年领导者却很自然的就把问题转向了中国国内。虽然不是故意的，但是两人都感觉到日本没有太多可以谈论的内容。不是他们看不起日本，而是日本眼下面临的事情与中国相差太远。中国国内已经经历过这个阶段，中国人民已经从旧制度下解放出来，日本革命者们要走的道路依旧漫长。
所以在1936年2月2日，中国与日本签署了协议后，李润石与伍翔宇就离开日本返回中国。
他们回到国内之后，关于日本的消息不断的从日本传来。
2月4日上午，一批军人出现在皇宫门前，他们跪地求见天皇，请求天皇倾听来自民间的消息。
2月4日下午，军队把这些人都给抓走了。
2月6日上午，更多士兵以及百姓出现在皇宫门口，跪地求见天皇。军警随即驱散群众，抓捕了很多人。
日本国内很快就有了众多传言，传言说高官们私下结党，囚禁天皇。因为这些人知道，如果天皇亲政，一定会除暴安良。想让天皇得知民意，就一定要请天皇亲自出来接见民众代表。在这样的鼓动下，不少激进的势力开始活动联络，准备到皇宫前请愿。
这个时代的变化的确太快，中国的变化尤其之快。伍翔宇当然知道这点，在他少年时代，白纸的价格可不便宜，现在中国大城市连手纸都是细白柔软的。以前洗衣服没有肥皂，用皂角都是比较讲究的方法。现在洗衣服不仅用上了洗衣粉，甚至还有了洗衣机。根本就不用动手，衣服往洗衣机里面一扔，轰轰隆隆的就给解决了。而且洗衣机也从单缸变了双缸，连拧都不必，从洗衣桶里面捞出衣服扔进甩干桶直接甩去了水份，晾晒时间大大缩短。别说普通的群众，就是身为副总理的李润石经常都忍不住咋舌。
现在中国的结婚三大件变化很快，从闹钟、自行车、收音机，变成了手表、冰箱、洗衣机。很多群众根本连怀表都没见过，就直接进入了在怀表时代极为名贵的手表时代。曾经被“出身高贵”的大族所垄断的“奢侈品”，现在变成了城市居民们可以共同享受的日用品。当然，这也造成了城乡差距的急剧扩大。
反倒是到了日本之后，李润石找回了不少“熟悉的感觉”，那些旧式的“新鲜玩意”，例如有轨电车还在日本营运，而中国城市已经开始普遍推行带着两条长辫子的电车了。硕大的需要上发条的座钟自日本倒是很常见，那些精巧的木质外壳，雕花纹理，镀金烫金的装饰，看着真的很不错。可是在中国，座钟甚至没有来得及全面普及，就被轻巧的石英钟给代替。塑料外壳，透明的玻璃蒙面，装两截干电池就能使用的石英钟，价格却只有老实木质座钟一半的价格。原因么倒是很简单，木质外壳加工成本比塑料高。
至于机械行业的发展，更是日新月异。中国本来就没有漫长的蒸汽时代，电气时代很快就将蒸汽时代给抛在了脑后。工业部门中锅炉还是存在的，却很少有锅炉是为了提供蒸汽动力而建造的。这些个五年计划中，发电站建设，电网建设，高压输变电建设从来是重点投资项目。在中国的科技研发行业，无数的钱砸了进去。然后又要再砸无数的钱去建设工厂，调试设备，试运行，接着就跟变戏法一样生产出海量的产品。通过劳动赚取报酬的劳动者们开始消费着这无数的工业品。即便是亲眼看到了这一切，伍翔宇也经常感到有些惶惑，中国的变化太快太剧烈，以至于让人不太敢相信这些都是真的。
在伍翔宇少年时代，日本已经是比中国更强大的国家了。伍翔宇还隐约记得自己幼年时代，能去日本留学是学习先进文化技术的重要途径。现在中国淘汰的各种机床，在日本已经是很先进的机床。此时谁要是想靠到日本留学混文凭，那就是一种耻辱了。
这是一个激烈变动的时代，谁跟不上时代，谁就要被抛下。而中国无疑已经跟上了时代，至少在亚洲已经领先于时代。
李润石很明显是一个绝对不会沉浸留恋于过去的人，简单说完了中国淘汰自身落后产业的事情，李润石就谈起了最近一段时间日本的变化，“没想到北一辉同志还是抓住了日本的矛盾焦点，提出了日本人民的天皇这个概念。这个概念一出，只怕日本上层寝食难安了。”
伍翔宇听完这话只是笑了笑，在中国如果说人民的陈主席，这只是非常正常的提法。如果最高领导人不属于“人民”，那么这位领导人就没有意义，这是中国的政治正确性。只是在中国君主制已经被彻底埋葬。这些年也颇出过些“自立为帝”的事件，抓捕这些“中国新皇帝”的治安行动，最大出动的是县里面的武警。最小规模的行动，村里面派了两个民兵就把“皇帝”给抓了。此类消息在报纸的娱乐版上都排不上头条。见日本人民真的相信皇帝能够为人民“主持公道”，连伍翔宇这么严肃认真的人都忍不住要笑。
李润石也笑了笑，那笑容里面是真正的大气，“北一辉是在发动群众，不管用什么理由，只要人民能被发动起来就是胜利。只有经历斗争，人民才能明白谁是敌人。如果这次斗争能够让人民认识到日本的天皇是日本人民最大的敌人，日本就真的进入了新时代。”
“这距离民主还差得远。”伍翔宇其实不太在乎日本到底能变成什么模样，中国不缺乏告御状的戏剧，作为副总理，伍翔宇一想到如果中国出这种事情，他第一感觉是不自在。
“民主首先是同一阶级内部的问题，如果中日处于敌对关系的两支军队打仗，难道还能靠民主投票来决定结果么？”李润石笑道，“既然日本民众试图寻求属于自己的利益，这种斗争过程就必不可少。”
伍翔宇听了这话，干脆就亮明了自己的立场，“我现在考虑的是国内，想建立基于科学基础上的民主，任重道远。这过程不亚于一场改朝换代的激烈革命。”
“会有过之而无不及。”李润石答道，“人民想解放自己，是无比艰辛的道路，我觉得这是一场更深刻的进步。日本劳动人民连如何获得本阶级解放的道路都没能找到。而我们现在已经开始逐步考虑人民获得自我解放的道路，这难道不是真正的进步么。任何事物都在发展变化，任何事物都不可能千秋万代，不能进步就不可能获得解放。”
虽然是从日本问题开始讨论，中国的两位中青年领导者却很自然的就把问题转向了中国国内。虽然不是故意的，但是两人都感觉到日本没有太多可以谈论的内容。不是他们看不起日本，而是日本眼下面临的事情与中国相差太远。中国国内已经经历过这个阶段，中国人民已经从旧制度下解放出来，日本革命者们要走的道路依旧漫长。
所以在1936年2月2日，中国与日本签署了协议后，李润石与伍翔宇就离开日本返回中国。
他们回到国内之后，关于日本的消息不断的从日本传来。
2月4日上午，一批军人出现在皇宫门前，他们跪地求见天皇，请求天皇倾听来自民间的消息。
2月4日下午，军队把这些人都给抓走了。
2月6日上午，更多士兵以及百姓出现在皇宫门口，跪地求见天皇。军警随即驱散群众，抓捕了很多人。
日本国内很快就有了众多传言，传言说高官们私下结党，囚禁天皇。因为这些人知道，如果天皇亲政，一定会除暴安良。想让天皇得知民意，就一定要请天皇亲自出来接见民众代表。在这样的鼓动下，不少激进的势力开始活动联络，准备到皇宫前请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