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中日两国之间的实力上的巨大差距,日本公使一开始的时候还饶有兴趣的问这问那,到了第二天下午的时候他意气消沉的不言不语。日本内部的“昭和维新”行动搅乱了日本的局面,中国要是趁此机会杀进日本,日本驻华公使能做的也就只有“最强烈抗议”这么一件事而已。

    顾维钧当然看出了日本公使的态度,他笑道:“公使阁下,我这次请您来参观的都是中国的精华地区,看起来好看一些也并不奇怪。不过我在想,日本也有非常富饶的地区,如果日本的精华地区也能够达到中国的这种程度,不知道阁下觉得这是否对日本是好事。”

    日本驻华公使并没有直接回答,在外交上这话代表着相当的意味。既是威胁,也是一种示好。日本驻华公使很快就想明白,顾维钧的意思很可能是想表示对日本某股势力的支持,而且在试图劝说日本驻华公使也对这股势力进行支持。至于这股势力到底是谁,其实也不用多猜。在日本,北一辉这个非国民的名声足够响亮。作为公认的对华友好派,也是日本这次“昭和维新”的发动者以及领导者,北一辉自然是中国要支持的对象。

    “如果贵国真的希望日本能够达到贵国的这种程度,那么贵国准备怎么实现你们的想法呢?”日本驻华公使问道。

    “一个国家如果处于全面的混乱局面,是注定无法进行自身建设。同样,如果一场变动之后仅仅是最终恢复原状,那么流淌的血,牺牲的人命价值何在?”顾维钧慢慢的说道,“阁下想必是知道我的个人经历。满清覆灭的时候我觉得没什么,因为满清是肯定会覆灭的。但是在北洋覆灭的时候,我却觉得心里面天塌地陷,我所知道的中国好像跟着北洋一起覆灭了。如果那个时候有人对我说,十几年后我可以成为一个更强大更富裕更文明的中国的外交部长,我一定会认为那个人是在胡说八道。”

    搞外交的很多话其实不用说的这么明白,既然顾维钧已经把话说的这么明白了,日本驻华公使也完全理解了顾维钧的想法。这是在劝说日本驻华公使投靠“昭和维新”派,而且不是驻华公使一个人投奔过去,还要让驻华公使回去煽动尽可能多的人投奔“昭和维新”派。

    日本驻华公使并不反对这种建议,正如顾维钧所说,日本驻华公使很清楚顾维钧这传奇般的人生经历。能够在先后两个政权出任外交部长,而且顾维钧本人并没有遭受到任何“叛徒”的指责,这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值得玩味的事情。

    或许是很顽固的坚持者中日的敌对立场,日本驻华公使很快就冷静下来,他虽然认同顾维钧所说的“过去”,不过他也发现了顾维钧很巧妙的隐藏的一个事实。那就是顾维钧并没有主动选择新的人民党政府。在北洋覆灭的时候,顾维钧仅仅是承认了失败的实施,以投降的方式表示了对新政府的态度。如果顾维钧当时选择的是公开抛弃北洋政府,主动投奔人民党政府。想来他的名声绝对不会像现在一样值得称道。

    不管什么时候,为了谋取利益实施叛变行为的叛徒会被打上不可磨灭的叛徒印记。

    顾维钧很快就理解了日本驻华公使的沉默,他笑道:“如果公使阁下并不认同昭和维新的理念,也不希望日本走上中国的道路,那么可以完全不理会我说的这些。如果阁下是真的认同昭和维新派的理念,是真的希望能够为日本人民做一些事情的话,我想阁下也自然会做出自己的选择。”

    道不同不相与谋,这对任何人都是一样。顾维钧本人也是前几年才明白了人民党所宣称的“无产阶级”的概念。例如他顾维钧就是一个无产阶级。作为一个决心一辈子吃外交饭的人。顾维钧既不想拥有资本,也没想过要独占什么权力。当然,从个人利益角度而言,顾维钧也希望自己的劳动得到承认,得到相应的报偿。

    人民党反复讲阶级,作为“无产阶级”的一员,顾维钧当然希望中国的现行制度能够保护无产阶级利益。从这个阶级立场的角度来看,顾维钧觉得无论是占有土地的土地分封制度,或者是占有权力的权力分封体系,或者是占有资本的资本主义制度,都是无产阶级制度上的敌人。

    尽管顾维钧本人与地主、封建权力者、资本家,都这血缘或者师友的关系。尽管顾维钧本人即便是觉醒了阶级觉悟,也没有让他产生什么仇恨的感觉。但是顾维钧已经很明白,在现有的制度与旧制度的斗争中,顾维钧会因为亲情去同情甚至在生活上给与同时拥有“阶级敌人兼亲友”帮助,可顾维钧是不会再站到阶级对立者的立场上去,不会去支持这些人希望维持的制度。

    顾维钧对这个认知有时候感觉很苦恼,人类毕竟是感情动物,人类是拥有肉体的生物。纯粹理性的判断经常会给感性带来相当的痛苦,而这感性引发的精神痛苦也经常会带给肉体痛苦的感觉。所以对日本驻华公使的沉默,顾维钧非常能够理解。

    人民党中并非没有“叛徒”,尚远、蒲观水、严复,还有很多人都是真正的叛徒,他们也在人民党中获得了地位与声望,在退出政治舞台与人生舞台之前,他们还有着巨大的权力。然而这些人中没有一个是为了追求这些地位、声望、权力而背叛以前的效忠对象。他们参与革命的原因仅仅是他们希望建立起一个更加美好的中国,并且矢志不渝的为这个革命理想而奋斗。对于顾维钧这样的人来讲,想做出这样的决定是非常困难的。

    在顾维钧尝试着劝说日本驻华公使的时候,日本天皇裕仁也感到了巨大的痛苦。在他面前跪着的是海军军令部总长伏见宫博恭王,伏见宫博恭王并不是因为接受了昭和维新派的建议,前来探望天皇的安危。而是在海军爆发的叛乱中被抓了起来,海军的叛乱者们把伏见宫博恭王作为“礼物”送给掌握着东京的昭和维新派,然后又经由昭和维新派的“善意”而出现在裕仁面前的。

    伏见宫博恭王元帅是陆军大将伏见宫贞爱亲王长子,本名爱贤。出继华顶宫,改名华顶宫博恭王,但是预定继承伏见宫家的弟弟邦芳体弱多病,就回到了伏见宫。称伏见宫博恭王。1886年4月12岁就进了海兵16期,可是9月份就因受不了军校对皇族的照顾退了学,去德国弗伦斯堡海军学院留学。

    伏见宫在德国不是镀金,而是实打实的受教育。读完了海军学院以后还上了研究生班。回来以后又在海上干,因为反正不是什么至亲,天皇也不稀罕,别人当然就更不管了(反正也管不了)。

    在日俄战争黄海海战中,他是三笠号后炮指挥官的少佐第三分队长,被打断了三根肋骨,负伤后拒绝了军医的救治,要求军医先去处理重伤员,是赶来的炮术长加藤宽治少佐把他硬抱下去的。就这样他成了英雄。此后历任浪速号、日进号副舰长,1907年再赴英国留学,回国后历任高千惠号,伊吹号大佐舰长,横须横镇守府少将司令,海军大学校长,第二战队司令,第二舰队中将司令,军事参议官。1922年47岁就成为海军大将,升迁速度之快,在日本帝国海军中空前绝后。1932年进入元帅府,成为日军第一对元帅父子(第二对是寺内正毅/寺内寿一父子)。

    昭和天皇即位后,极力控制军队。1933年伏见宫接替条约派的谷口尚真出任海军军令部长,和陆军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一道,代表天皇在幕后操控海陆两军。

    在见到伏见宫博恭王之前,裕仁已经见到了陆军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这位负责与统制派一起清洗陆军的家伙见到裕仁之后痛哭流涕。现在海军军令部总长伏见宫博恭王尽管性情刚烈,可被一群年轻海军军人俘虏带来的屈辱让他面如死灰,眼瞅着也有潸然泪下老泪纵横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