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颖听了这话，因为着急，眼里头已经有了泪光。何倩微笑着按住侄女的手，“若是文青真的能打进北京城，那时候你的孩子也会说话了。到时候带着孩子去见我，我这当姥姥的早就把礼金备好了。”
确定了何倩一定要走之后，陈克再留下来也没有意义。他以安排何倩的行程为由先离开了。安排行程根本不费事，人民党的交通线相当的成熟，确定让何倩跟随同志动身即可。
陈克在办公室一会儿躺在床上，一会儿又起身翻看记录，思路完全跳回到工作上去了。“倾听”只是个大概的名词，这不是说陈克到哪里都听别人说话，这是指把工作彻底交给同志们去做。陈克只是承担起自己这个位置需要承担的工作与责任。他要做的是听取汇报，然后对同志们所做的内容做验证与总结而已。如果以前是陈克教同志们去干革命，现在就是同志们让陈克看看革命到底是怎么干的，陈克决定该不该这么干。在这个过程里头，首要一点就是得能“听别人说话”。不管陈克愿意不愿意接受，革命工作中绝大部分实践，已经开始转入地方同志的手中。
一夜没睡，陈克把地方上的情报看了一遍。原先，陈克总是抱着强烈的“如臂使指”的观点。这次他完全以监督而不是命令的角度梳理了地方上的人事安排。这才发现自己以前的不少安排颇为不合理。再把各种会议讨论内容调出来翻看一遍，没看完天就亮了。
白天的会议，陈克很罕见的没有先定调，同志们也觉得有些不知道该怎么说。党主席外出本来就是件很不寻常的事情，更别说陈克是亲自去地方上开展工作。陈克等了半天，也没听同志们说出什么很有合理性的建议来。
不得已，陈克提出了工作的两点要求，“第一，必须贯彻党委领导的原则。第二，不许搞冒进，按照已经制定的计划，先把在具备了土改条件的地区进行土改。”总的来说，除了陈克不在中央主持工作之外，按照事先决定的工作计划进行即可。
唯一能称之为大变化的，就是陈克原本想精挑细选的干部队伍，现在他只是要把部队里头六安地方出身的同志给集结起来，本地人好说本地事。又调了一个连的部队同往。六安是个穷地方，若是派遣了上千人前去，不用说别的，光这些部队的口粮就能把当地财政给吃垮。
出发时间预定在何倩走后。陈克虽然不太在乎生死，但是何倩若是知道陈克去了六安，万一不经意把这个消息泄露出去，那就闹笑话了。对此，同志们心知肚明，却也没人说破。
也就在陈克为去六安工作准备的时候，北方局所在的山东根据地例行传回来的文件里头有件事震动了党中央。尚远、陈天华、武星辰、柴庆国负责的北方局一来是初建，北洋当时还没有遭到打击，中央绝对不认为山东根据地能够有效的吸引北洋的兵力。所以当时的重点就是要他们先组建队伍，建立起一个稳固的根据地。八百里蒙山沂水，曾是“四塞之崮、舟车不通、外货不入、土货不出”之地，也是红色革命老区，陈克建议根据地在此地建设，尚远倒是实实在在的执行了的。
安徽和山东相距甚远，其实山东根据地基本就是自行其是，前一段工作还好，根据地在沂蒙山王庄地区建立起根据地。结果突然间北方局就给送来了一批“抗清救国债券”。北方局书记尚远亲自写来的报告。由于北方局实在是缺乏资金，不得不通过“发行债券”的方法筹措到了一部分资金。发行手段很传统，就是把一些有钱人家的重要人物请去“商谈国事”，最后有钱人家“自觉自愿”的认领了一定数额的“抗清救国债券”。
尚远很含蓄的询问党中央，中央要从这笔资金里头抽多少。
“士别三日当刮目相待”，陈克万万没想到，尚远同志带领的北方局这么快就有了山东响马的风范。虽然武星辰在山东聚集起来的队伍说白了就是群响马，但是党中央派遣尚远他们去山东，是为了改造这些响马队伍，而不是让响马们反过来把革命队伍给“改造”了。
陈克从不是什么道德家，党的历史上绑票勒索也干过不少。大名鼎鼎的贺胡子元帅，还有刘志丹同志，在这方面都是行家里手。对于前来汇报的同志，陈克很想主动吐两句槽，例如“山东根据地就这么缺钱？”“最近肉票们还好请么？”
想归想，陈克还是老老实实的听起了汇报。前来汇报的同志对这件事看来也觉得不好意思，他并没有直接提及此事。从沂蒙山地区发动“抗租抗税，打击邪教”开始讲起。
山东作为直隶，满清的控制力相当强。也就是说，满清政权的税收力度颇大。北方局因地制宜的以“抗租抗税”发动起了革命。农民与官府之间的联系其实就是“税收”，一旦“抗租抗税”，也就是造反了。
中国传统造反里头，“不纳粮，不交税”一直是千百年来的固有口号。绿林武装力量也素来是采用这种口号的。既然要改造山东的绿林武装，发动起革命工作。北方局的同志们认为宣传什么“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根本没有实际效果。“谁欺负老百姓，就打倒谁。”这种恩怨分明的态度才是最合适的办法。
人民革命最终还是要落到人民大众“得翻身，得解放”的这个结果上。前期的发展相当迅猛，干掉了沂蒙山区的满清势力之后，分田分地，根据地也是一片红火。可近期以来，各地的邪教徒们突然对根据地有着强烈的敌意，双方的冲突很快就激化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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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了何倩一定要走之后，陈克再留下来也没有意义。他以安排何倩的行程为由先离开了。安排行程根本不费事，人民党的交通线相当的成熟，确定让何倩跟随同志动身即可。
陈克在办公室一会儿躺在床上，一会儿又起身翻看记录，思路完全跳回到工作上去了。“倾听”只是个大概的名词，这不是说陈克到哪里都听别人说话，这是指把工作彻底交给同志们去做。陈克只是承担起自己这个位置需要承担的工作与责任。他要做的是听取汇报，然后对同志们所做的内容做验证与总结而已。如果以前是陈克教同志们去干革命，现在就是同志们让陈克看看革命到底是怎么干的，陈克决定该不该这么干。在这个过程里头，首要一点就是得能“听别人说话”。不管陈克愿意不愿意接受，革命工作中绝大部分实践，已经开始转入地方同志的手中。
一夜没睡，陈克把地方上的情报看了一遍。原先，陈克总是抱着强烈的“如臂使指”的观点。这次他完全以监督而不是命令的角度梳理了地方上的人事安排。这才发现自己以前的不少安排颇为不合理。再把各种会议讨论内容调出来翻看一遍，没看完天就亮了。
白天的会议，陈克很罕见的没有先定调，同志们也觉得有些不知道该怎么说。党主席外出本来就是件很不寻常的事情，更别说陈克是亲自去地方上开展工作。陈克等了半天，也没听同志们说出什么很有合理性的建议来。
不得已，陈克提出了工作的两点要求，“第一，必须贯彻党委领导的原则。第二，不许搞冒进，按照已经制定的计划，先把在具备了土改条件的地区进行土改。”总的来说，除了陈克不在中央主持工作之外，按照事先决定的工作计划进行即可。
唯一能称之为大变化的，就是陈克原本想精挑细选的干部队伍，现在他只是要把部队里头六安地方出身的同志给集结起来，本地人好说本地事。又调了一个连的部队同往。六安是个穷地方，若是派遣了上千人前去，不用说别的，光这些部队的口粮就能把当地财政给吃垮。
出发时间预定在何倩走后。陈克虽然不太在乎生死，但是何倩若是知道陈克去了六安，万一不经意把这个消息泄露出去，那就闹笑话了。对此，同志们心知肚明，却也没人说破。
也就在陈克为去六安工作准备的时候，北方局所在的山东根据地例行传回来的文件里头有件事震动了党中央。尚远、陈天华、武星辰、柴庆国负责的北方局一来是初建，北洋当时还没有遭到打击，中央绝对不认为山东根据地能够有效的吸引北洋的兵力。所以当时的重点就是要他们先组建队伍，建立起一个稳固的根据地。八百里蒙山沂水，曾是“四塞之崮、舟车不通、外货不入、土货不出”之地，也是红色革命老区，陈克建议根据地在此地建设，尚远倒是实实在在的执行了的。
安徽和山东相距甚远，其实山东根据地基本就是自行其是，前一段工作还好，根据地在沂蒙山王庄地区建立起根据地。结果突然间北方局就给送来了一批“抗清救国债券”。北方局书记尚远亲自写来的报告。由于北方局实在是缺乏资金，不得不通过“发行债券”的方法筹措到了一部分资金。发行手段很传统，就是把一些有钱人家的重要人物请去“商谈国事”，最后有钱人家“自觉自愿”的认领了一定数额的“抗清救国债券”。
尚远很含蓄的询问党中央，中央要从这笔资金里头抽多少。
“士别三日当刮目相待”，陈克万万没想到，尚远同志带领的北方局这么快就有了山东响马的风范。虽然武星辰在山东聚集起来的队伍说白了就是群响马，但是党中央派遣尚远他们去山东，是为了改造这些响马队伍，而不是让响马们反过来把革命队伍给“改造”了。
陈克从不是什么道德家，党的历史上绑票勒索也干过不少。大名鼎鼎的贺胡子元帅，还有刘志丹同志，在这方面都是行家里手。对于前来汇报的同志，陈克很想主动吐两句槽，例如“山东根据地就这么缺钱？”“最近肉票们还好请么？”
想归想，陈克还是老老实实的听起了汇报。前来汇报的同志对这件事看来也觉得不好意思，他并没有直接提及此事。从沂蒙山地区发动“抗租抗税，打击邪教”开始讲起。
山东作为直隶，满清的控制力相当强。也就是说，满清政权的税收力度颇大。北方局因地制宜的以“抗租抗税”发动起了革命。农民与官府之间的联系其实就是“税收”，一旦“抗租抗税”，也就是造反了。
中国传统造反里头，“不纳粮，不交税”一直是千百年来的固有口号。绿林武装力量也素来是采用这种口号的。既然要改造山东的绿林武装，发动起革命工作。北方局的同志们认为宣传什么“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根本没有实际效果。“谁欺负老百姓，就打倒谁。”这种恩怨分明的态度才是最合适的办法。
人民革命最终还是要落到人民大众“得翻身，得解放”的这个结果上。前期的发展相当迅猛，干掉了沂蒙山区的满清势力之后，分田分地，根据地也是一片红火。可近期以来，各地的邪教徒们突然对根据地有着强烈的敌意，双方的冲突很快就激化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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