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兵工作也已经完成了目标，今年3月，最后一批40万新兵已经征集到位。包括预备役在内，现在工农革命军共有300万部队。”在陈克讲述完了对北洋的预测之后，国fang部部长华雄茂开始讲述战争准备情况，“共编制了20个军，80个师。预计满员情况下共有200万部队，野战军有110多万部队。海军与空军数量共有五万。一线部队数量大约有120万。铁道兵40万，工程兵60万，其他预备役部队80万。军委的计划已经完成。”
参加四中全会的党代表中有过从军经历的比例超过60%，同志们对部队数量大概也有一点概念。北洋军全部兵力是工农革命军野战军数量的两倍，但是这个比例并不足以形成北洋军绝对优势。工农革命军的根据地练成一片，这几年的战备可不是什么都没干。根据地30万铁道兵玩命的修建铁路，几个重要的战略要地全部通了火车以及航运。理论上工农革命军可以在六天左右时间把一个军十万人的部队连同装备从最北端的黄河北岸运抵到湖南去。再用十天时间让部队步行到广西的海边。或者用差不多同样的时间把一个军的部队从东海之滨的连云港进入陕西西安。半个月贯穿大半个中国的南北东西，在1915年的中国只有人民党一家能够办到。有这样的机动能力，又只用面对分为两大军区的北洋重兵集团，数量上的劣势反倒不明显。
说完了兵力准备，华雄茂开始谈起部队装备，“武器弹药生产以及储备工作也都完成，为了解放战争我们准备了两亿发子弹，摊到北洋军头上，一个人大概能分到100发。唯一问题是重炮数量不足北洋军。除了100口径的重炮之外，我们部队中的迫击炮，37炮，75炮数量都超过北洋军。发挥部队训练的行军优势，北洋军的重炮根本追不上我们的行军。”
“这次要实施坚壁清野诱敌深入的战术么？”有党代表提出了这个问题。
“战术范围内的诱敌深入是必然的，但是战略背景下我们不会有任何退却。就是在与北洋的交界上进行战斗，歼灭敌人的进攻部队。”华雄茂做了回答。
“为何不采用先发制人的战略？”这个问题一问，不少代表们都来了精神。
“陈主席已经介绍的很清楚，北洋军遇到极多问题。他们每晚打一天，难度就大了一天。如果拖到明年再打，北洋军自己会先崩溃。先发制人的战略固然有其好处，不过整体上看，我方已经掌握了战略主动权，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主动权会越来越大。我们可以选择在任何时候开战，可以今天打，也可以明天打。但是每过一天北洋军的日子就难过一点，他们对开战的选择范围只会越来越小。越是想准备的更完善一些，他们就会发现局面会向他们更不利的方向发展。”面对当下的局势，华雄茂非常有信心。
“那么按照咱们的估计，北洋军到底什么时候动手对他们最有利？”有代表忍不住问道。这么不合时宜的话一出口，立刻招来不少人的白眼。可是代表也不在乎这个，能向军委质询这种问题，本身就能给人极大的满足感。
华雄茂倒是不太在乎这个，军委讨论具体问题的时候，不仅仅要考虑工农革命军何时作战有利，还要讨论北洋军如何进攻工农革命军才能起效果。如果做不到知己知彼而是一味的夸大自己的优势，纯粹是自寻死路。所以华雄茂坦然答道：“他们最好的时机是今年三月。可是北洋军没有抓住这个机会。现在已经五月初，我们不会给他们任何机会了。”
华雄茂在武汉向党代会同志介绍军事准备的同时，远在北京的北洋陆军部也作着战前动员工作。王士珍是从不抱怨的人，对他这等人物来说，早就彻底明白抱怨是根本没有作用的事情。可王士珍在北洋军军事会议上还是忍不住说道：“这次我们彻底失算了。原本以为陈克会主动出兵夺取浙江，可人民党始终按兵不动。浙江等地清党时乱作一团，无法出兵。现在再出兵的话，人民党严阵以待，只怕是没有可乘之机。”
王士珍嘴上的抱怨远不如他心里面的不满，其实早在年初，王士珍就建议在三月份以精锐部队进攻人民党黄河以北的地盘，并且趁机渡过黄河，在黄河以南打下钉子。
即便王士珍身为陆军部大臣，理论上他可以命令陆军里面的任何人去打冲锋。下面的军头几乎是集体反对这个军事计划。以往北洋对上人民党屡战屡败，统帅弱旅的军头们虽然都不是特别有分量的人物，但是他们都有自知之明，若是这些弱兵去攻打人民党纯粹是送命。段芝贵不就是在河南战败后最后一命呜呼的么？
有分量的人物更不肯去触这个霉头。能不能打败人民党尚且是很难说出口的事情，即便是胜利，也注定是惨胜。吴佩孚的第四军与日本血战一场之后元气大伤，北洋军迅速给吴佩孚补充了部队，但是年初吴佩孚进行的大规模操演中，私下前去观摩的各部队军官都忍不住暗自摇头。就操演的表现来看，吴佩孚的第四军水准大跌。
这还是人民党看在吴佩孚打了日本人，算是个抗日英雄，所以全力救治了近两千重伤员，又把这批人给吴佩孚送回来。其中有七百多好的比较快的伤员重新归队，吴佩孚这才能组织起大规模的操演。若是没有这么多老兵以及军官的加入，吴佩孚只怕连大规模操演都办不到。
特别讽刺的是，这是北洋军第一次亲眼见到自己部队的复原能力。以往的战斗，人民党的歼灭战根本不给北洋军恢复的机会。眼瞅着一支能够在日照血战并且驱逐日军的劲旅，仅仅一次战斗就失去了战斗力。强弱转化如此迅猛，这不能不让诸家军头格外“谨慎”。
但是北洋军真正能拍板的是袁世凯，王士珍给袁世凯的理由很是“特别”。他的战略策划点并非是北洋的长处，而是针对人民党的“短处”。王士珍的建议很简单，“人民党每年从1月到4月，军事训练都会比较少。各个部队在尽可能的帮助百姓兴修水利，这时候他们力量最分散，若是我们能够出兵，人民党就不得不集结力量，难以在整个河南实施收买人心的行动。这为咱们以后进攻河南也有极大好处。”
不能不说这想法不对，好歹王士珍抓到了人民党最传统的一面。任何时候都要发展生产力，任何时候都要与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不过袁世凯的看法倒是完全不同。“聘卿，我们准备的并不完善，既然到4月人民党都不会主动出击，我们倒是可以全力备战。”
王士珍很难得的与袁世凯争论起来，若是按照“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的标准，北洋什么时候都准备的不完善，人民党貌似什么时候都能好整以暇从容应对。在北洋军的各级军官挥汗如雨拳打脚踢着训练军队的时候，人民党还有余暇帮助各地百姓干农活。
袁世凯的老家项城一带属于古时陈州的地界，水运发达，粮食产量极大。只是满清几百年的恶政让这好地方逐渐衰落了。人民党占据河南不过三年，土改之后每年都要出动数万军队与当地百姓一起从事水利基础建设。据从项城来的情报，整个周口所有土地都被改造成了水浇地。成片片的平整农田被一道道河渠环绕着，探子说起周口的现状，明显有种目眩神迷的样子。他信誓旦旦的保证，以周口的现状，绝不可能有饥荒。
“大总统，人民党收买人心到了这个地步，我们不能让他们继续这么舒服的干下去。”王士珍最后做了总结性的发言。
项城的变化是袁世凯的心病，他现在还是大总统，却丢了老家。人民党通过土改把整个河南彻底控制在手中，若不是各种探子各种报告，袁世凯根本想不到世上居然还有这样的兼并方法。能够打乱人民党的步调固然很好，但是北洋现在根本输不起。袁世凯害怕任何失败都会让英国人放弃对北洋的支持。“国际观瞻”一事可不是玩笑。
参加四中全会的党代表中有过从军经历的比例超过60%，同志们对部队数量大概也有一点概念。北洋军全部兵力是工农革命军野战军数量的两倍，但是这个比例并不足以形成北洋军绝对优势。工农革命军的根据地练成一片，这几年的战备可不是什么都没干。根据地30万铁道兵玩命的修建铁路，几个重要的战略要地全部通了火车以及航运。理论上工农革命军可以在六天左右时间把一个军十万人的部队连同装备从最北端的黄河北岸运抵到湖南去。再用十天时间让部队步行到广西的海边。或者用差不多同样的时间把一个军的部队从东海之滨的连云港进入陕西西安。半个月贯穿大半个中国的南北东西，在1915年的中国只有人民党一家能够办到。有这样的机动能力，又只用面对分为两大军区的北洋重兵集团，数量上的劣势反倒不明显。
说完了兵力准备，华雄茂开始谈起部队装备，“武器弹药生产以及储备工作也都完成，为了解放战争我们准备了两亿发子弹，摊到北洋军头上，一个人大概能分到100发。唯一问题是重炮数量不足北洋军。除了100口径的重炮之外，我们部队中的迫击炮，37炮，75炮数量都超过北洋军。发挥部队训练的行军优势，北洋军的重炮根本追不上我们的行军。”
“这次要实施坚壁清野诱敌深入的战术么？”有党代表提出了这个问题。
“战术范围内的诱敌深入是必然的，但是战略背景下我们不会有任何退却。就是在与北洋的交界上进行战斗，歼灭敌人的进攻部队。”华雄茂做了回答。
“为何不采用先发制人的战略？”这个问题一问，不少代表们都来了精神。
“陈主席已经介绍的很清楚，北洋军遇到极多问题。他们每晚打一天，难度就大了一天。如果拖到明年再打，北洋军自己会先崩溃。先发制人的战略固然有其好处，不过整体上看，我方已经掌握了战略主动权，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主动权会越来越大。我们可以选择在任何时候开战，可以今天打，也可以明天打。但是每过一天北洋军的日子就难过一点，他们对开战的选择范围只会越来越小。越是想准备的更完善一些，他们就会发现局面会向他们更不利的方向发展。”面对当下的局势，华雄茂非常有信心。
“那么按照咱们的估计，北洋军到底什么时候动手对他们最有利？”有代表忍不住问道。这么不合时宜的话一出口，立刻招来不少人的白眼。可是代表也不在乎这个，能向军委质询这种问题，本身就能给人极大的满足感。
华雄茂倒是不太在乎这个，军委讨论具体问题的时候，不仅仅要考虑工农革命军何时作战有利，还要讨论北洋军如何进攻工农革命军才能起效果。如果做不到知己知彼而是一味的夸大自己的优势，纯粹是自寻死路。所以华雄茂坦然答道：“他们最好的时机是今年三月。可是北洋军没有抓住这个机会。现在已经五月初，我们不会给他们任何机会了。”
华雄茂在武汉向党代会同志介绍军事准备的同时，远在北京的北洋陆军部也作着战前动员工作。王士珍是从不抱怨的人，对他这等人物来说，早就彻底明白抱怨是根本没有作用的事情。可王士珍在北洋军军事会议上还是忍不住说道：“这次我们彻底失算了。原本以为陈克会主动出兵夺取浙江，可人民党始终按兵不动。浙江等地清党时乱作一团，无法出兵。现在再出兵的话，人民党严阵以待，只怕是没有可乘之机。”
王士珍嘴上的抱怨远不如他心里面的不满，其实早在年初，王士珍就建议在三月份以精锐部队进攻人民党黄河以北的地盘，并且趁机渡过黄河，在黄河以南打下钉子。
即便王士珍身为陆军部大臣，理论上他可以命令陆军里面的任何人去打冲锋。下面的军头几乎是集体反对这个军事计划。以往北洋对上人民党屡战屡败，统帅弱旅的军头们虽然都不是特别有分量的人物，但是他们都有自知之明，若是这些弱兵去攻打人民党纯粹是送命。段芝贵不就是在河南战败后最后一命呜呼的么？
有分量的人物更不肯去触这个霉头。能不能打败人民党尚且是很难说出口的事情，即便是胜利，也注定是惨胜。吴佩孚的第四军与日本血战一场之后元气大伤，北洋军迅速给吴佩孚补充了部队，但是年初吴佩孚进行的大规模操演中，私下前去观摩的各部队军官都忍不住暗自摇头。就操演的表现来看，吴佩孚的第四军水准大跌。
这还是人民党看在吴佩孚打了日本人，算是个抗日英雄，所以全力救治了近两千重伤员，又把这批人给吴佩孚送回来。其中有七百多好的比较快的伤员重新归队，吴佩孚这才能组织起大规模的操演。若是没有这么多老兵以及军官的加入，吴佩孚只怕连大规模操演都办不到。
特别讽刺的是，这是北洋军第一次亲眼见到自己部队的复原能力。以往的战斗，人民党的歼灭战根本不给北洋军恢复的机会。眼瞅着一支能够在日照血战并且驱逐日军的劲旅，仅仅一次战斗就失去了战斗力。强弱转化如此迅猛，这不能不让诸家军头格外“谨慎”。
但是北洋军真正能拍板的是袁世凯，王士珍给袁世凯的理由很是“特别”。他的战略策划点并非是北洋的长处，而是针对人民党的“短处”。王士珍的建议很简单，“人民党每年从1月到4月，军事训练都会比较少。各个部队在尽可能的帮助百姓兴修水利，这时候他们力量最分散，若是我们能够出兵，人民党就不得不集结力量，难以在整个河南实施收买人心的行动。这为咱们以后进攻河南也有极大好处。”
不能不说这想法不对，好歹王士珍抓到了人民党最传统的一面。任何时候都要发展生产力，任何时候都要与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不过袁世凯的看法倒是完全不同。“聘卿，我们准备的并不完善，既然到4月人民党都不会主动出击，我们倒是可以全力备战。”
王士珍很难得的与袁世凯争论起来，若是按照“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的标准，北洋什么时候都准备的不完善，人民党貌似什么时候都能好整以暇从容应对。在北洋军的各级军官挥汗如雨拳打脚踢着训练军队的时候，人民党还有余暇帮助各地百姓干农活。
袁世凯的老家项城一带属于古时陈州的地界，水运发达，粮食产量极大。只是满清几百年的恶政让这好地方逐渐衰落了。人民党占据河南不过三年，土改之后每年都要出动数万军队与当地百姓一起从事水利基础建设。据从项城来的情报，整个周口所有土地都被改造成了水浇地。成片片的平整农田被一道道河渠环绕着，探子说起周口的现状，明显有种目眩神迷的样子。他信誓旦旦的保证，以周口的现状，绝不可能有饥荒。
“大总统，人民党收买人心到了这个地步，我们不能让他们继续这么舒服的干下去。”王士珍最后做了总结性的发言。
项城的变化是袁世凯的心病，他现在还是大总统，却丢了老家。人民党通过土改把整个河南彻底控制在手中，若不是各种探子各种报告，袁世凯根本想不到世上居然还有这样的兼并方法。能够打乱人民党的步调固然很好，但是北洋现在根本输不起。袁世凯害怕任何失败都会让英国人放弃对北洋的支持。“国际观瞻”一事可不是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