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699年（康熙三十八年），白晋着《中华帝国史》一书出版，此书的序言，充满了关于中国政治文化的客观资料。**他认为“儒学毕竟预示着一种一般的全球性道德观的可能性；汉字也蕴含超越方言、地形的全球性语言的希望”。这两个方面后来也被聪明的哲学家莱布尼茨所运用。
从十七世纪中叶以后，大部分在中国的传教士是法国人。他们都受过高等教育，有丰富的学识，在中国长期居住，并且熟悉中国文献，其中不少人在中国的宫廷中供职，能够获得其他任何旅行者不可能得到的中国及其文化的知识。他们写了大量有关中国的记述，传播给法国和欧洲的公众，这使得法国人对中国的了解超过了对欧洲的了解。就在这个时期，中国的《论语》、《大学》（以《中国的智慧》为名，于1662年在法国翻译出版）、《中庸》（以《中国政治道德学》为名，于1663年在法国巴黎翻译出版）、《孟子》等四书，以及《诗经》、《书经》、《易经》、《礼记》、《春秋》等五经，还有《乐经》、《孝经》、《幼学》，被翻译成西方多种文字在西方发行。
经过耶稣会士们近百年的传播，终于从1685年到1789年，在欧洲形成了100年的“中国的文化热”，法国的巴黎大学，成了“中国文化热的中心”。中国、孔子、儒学，“在欧洲获得了前所未有过的知名度”。尽管18世纪的法国是“英国的世纪”，但是，中国“似乎比英国更受青睐”。1769年有人写文章说，“中国比欧洲本身的某些地区还要知名”。
在这个历史时期，欧洲正处在从中世纪的封建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转变阶段。在新的历史时期到来之前。需要有近百年的思想准备，要逐步形成新的思想和理论。这个思想准备阶段的主要特点是，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新思想，与耶稣会士传入欧洲的儒家思想，这两种思想之精华的整合。法国史创始人朗松认为，自1680至1715年期间，是文艺复兴以来的欧洲文明与中国的儒家思想相融合，进而形成启蒙思想——法兰西社会精神的大变革时期。
在17-18世纪的欧洲，有一批大思想家。都曾经非常狂热地崇拜中国文化，如：伏尔泰、莱布尼茨、费尔巴哈、魁奈、歌德……。他们“发现，令他们惊讶的是，在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孔子以同样的方式思索同样的思想，并进行了同样的战斗”。于是他们把孔子的人道主义价值观、民主观、平等观、自由观、博爱观。视为“天赐的礼物”，魁奈在他的《中国**制度》一书中声明：“中国的学说值得所有国家采用为楷模。”费尔巴哈也宣称，法国要想繁荣必须“以儒家的道德代替基督教的道德。”就是这些启蒙学者们响亮地提出，要向欧洲“移植中国的精神”。这就表明，中国的儒家思想，已经成为他们“自由、平等、博爱”等民主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和依据。“孔子成了18世纪启蒙学者们的守护神”。
18世纪法国大哲学家、启蒙运动的领袖和导师伏尔泰对儒学的赞赏可以说无以复加，在他的手里。儒学成了反对神权的思想武器，他说：“作为一个哲学家，要知道世界上发生之事，就必须首先注视东方。东方是一切学术的摇篮，西方的一切都是由此而来的。”他是一位睥睨一切传统权威的批判家，但对于中国的传统权威孔子却非但不敢小觑，反而推崇至极。他把孔子的画像挂在家里的礼拜堂里朝夕膜拜。并以儒家思想文化为武器，抨击基督教的**。在他心目中。奉行儒家的中国是开明的**君主制的典范，那里有真正的信仰自由，佛教、道教、喇嘛教都可以自由传道，大家相安无事，政府只管社会风化，从不规定民间的宗教信仰。他还说中国人是“所有人中最有理性的人”。当然，伏尔泰推崇中国的儒学文化，主要就是看到其中有一种他在当时欧洲现实中难得见到的“自由”精神（其具体表现就是宗教宽容）。伏尔泰还看到，孔子和西方古代贤哲一样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或“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信条，并“提倡不念旧恶、不忘善行、友爱、谦恭”，“他的弟子们彼此亲如手足”。显然，这就是“博爱”的本义，因而也就和“自由”与“平等”的信条息息相通了。
伏尔泰认为：中国文化传入是对西方文化一次巨大的“文化冲击”，中国文化被发现，对西方思想家们来说，是与达?伽马和哥伦布在自然界的新发现，具有同等重要意义的一件大事。他说，当中国已经成为广大繁庶而且具有完善而明智的制度治理国家的时侯，“我们（欧洲各国）还是一小撮在阿尔登森林中流浪的野人哩”！他认为人类文明、科学技术的发展，都是首先从中国那里开始的，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遥遥领先。
伏尔泰甚至大声疾呼；法国要“全盘华化”！他主张，每个法国人都应该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除了伏尔泰，法国哲学家费尔巴哈，与狄德罗、爱尔维修同是法国18世纪启蒙运动中，最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都是“百科全书派”的领导人。他们也都非常推崇儒学。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他在《论中国哲学》中也对儒学大加赞赏，他的哲学思想，对于以后德国的哲学家康德、黑格尔的哲学思想，都有重要的影响。
欧洲哲学的启蒙运动开始时，孔子已经成为欧洲的名人。一大批哲学家包括莱布尼茨、沃尔夫、伏尔泰，以及一些政治家和文人，都用孔子的名字和思想来推动他们的主张，而在此进程中他们本人亦受到了教育和影响。在英国，儒学的引入间接的帮助英国废除了世袭贵族政治，而通过法国人的传播，它又间接地影响了美国民主制度的发展。
而这些，是井蛙鼠目的清流们根本所不了解的！
林义哲知道，自己担任出使英法全权交涉大臣，在法国和英国呆了近两年时间，关于英法两国政俗风情，已经具备了发言权，那为什么不利用这个有利条件，来一篇大文章，夺取意识形态方面的主动权呢？
既然这些大清帝国意识形态方面的“中流砥柱”如此的抵触西学，那就让他们好好的搬一回石头砸自己的脚好了！
想到这里，林义哲一时文思如泉，他立刻取过纸笔，快速的开始写起草稿来。
正是从这一刻起，历史留给了中国近代史上最意味深长的一幕喜剧：为了给中国学习西方扫除思想障碍，打破保守顽固派们的阻挠，中国近代历史最着名的先行者之一，拿起的思想武器，竟然也是传统理论！
历史摆在他面前的选择，无非有二，其一是承认西方文明是先进文明，而如此就必须迫使中国的士大夫们放弃传统的“夷夏观念”，放弃天朝在“开化层面”坚持了数百上千年的自尊和骄傲，而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其二是找到某种逻辑，将这种西方文明纳入到中国传统的“夷夏”文明系统中来，肯定“圣人之教放之四海而皆准”、“西方文明是中国‘圣教’所结出的果实”的同时，“学习西国光大发扬中学之处”！
现在的林义哲，毫无疑问的选择了后者。
“……今英法两国知仁义之本，以臻富强，未始非由久入中国，得闻圣教所致。”
当林义哲提笔写下了这样的字句时，在另一处外官馆舍，洪钧将自己刚刚写好的指责李鸿藻有违师道，自己宣布脱离师门的大字报，指使仆人贴在了外边的照壁之上。
“恩师，那洪陶……洪钧当真敢为此狂悖之言？”吴大澄看着躺在床上气息奄奄的李鸿藻，气愤的问道。
他是在昨日接到李鸿藻的仆人要他过去时，才得知洪钧高调宣布脱离李鸿藻师门，李鸿藻已然气病的消息。而在他正准备要过往李府探望的时候，洪钧的仆人却送来了一封洪钧写给他的“绝交信”，吴大澄大怒，待要马上过去和洪钧理论，却又挂念恩师安危，是以先到了李府，而在来李府的路上，他又碰到了陈宝琛，一问起来，才知道陈宝琛也接到了这样的一封绝交信！
从十七世纪中叶以后，大部分在中国的传教士是法国人。他们都受过高等教育，有丰富的学识，在中国长期居住，并且熟悉中国文献，其中不少人在中国的宫廷中供职，能够获得其他任何旅行者不可能得到的中国及其文化的知识。他们写了大量有关中国的记述，传播给法国和欧洲的公众，这使得法国人对中国的了解超过了对欧洲的了解。就在这个时期，中国的《论语》、《大学》（以《中国的智慧》为名，于1662年在法国翻译出版）、《中庸》（以《中国政治道德学》为名，于1663年在法国巴黎翻译出版）、《孟子》等四书，以及《诗经》、《书经》、《易经》、《礼记》、《春秋》等五经，还有《乐经》、《孝经》、《幼学》，被翻译成西方多种文字在西方发行。
经过耶稣会士们近百年的传播，终于从1685年到1789年，在欧洲形成了100年的“中国的文化热”，法国的巴黎大学，成了“中国文化热的中心”。中国、孔子、儒学，“在欧洲获得了前所未有过的知名度”。尽管18世纪的法国是“英国的世纪”，但是，中国“似乎比英国更受青睐”。1769年有人写文章说，“中国比欧洲本身的某些地区还要知名”。
在这个历史时期，欧洲正处在从中世纪的封建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转变阶段。在新的历史时期到来之前。需要有近百年的思想准备，要逐步形成新的思想和理论。这个思想准备阶段的主要特点是，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新思想，与耶稣会士传入欧洲的儒家思想，这两种思想之精华的整合。法国史创始人朗松认为，自1680至1715年期间，是文艺复兴以来的欧洲文明与中国的儒家思想相融合，进而形成启蒙思想——法兰西社会精神的大变革时期。
在17-18世纪的欧洲，有一批大思想家。都曾经非常狂热地崇拜中国文化，如：伏尔泰、莱布尼茨、费尔巴哈、魁奈、歌德……。他们“发现，令他们惊讶的是，在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孔子以同样的方式思索同样的思想，并进行了同样的战斗”。于是他们把孔子的人道主义价值观、民主观、平等观、自由观、博爱观。视为“天赐的礼物”，魁奈在他的《中国**制度》一书中声明：“中国的学说值得所有国家采用为楷模。”费尔巴哈也宣称，法国要想繁荣必须“以儒家的道德代替基督教的道德。”就是这些启蒙学者们响亮地提出，要向欧洲“移植中国的精神”。这就表明，中国的儒家思想，已经成为他们“自由、平等、博爱”等民主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和依据。“孔子成了18世纪启蒙学者们的守护神”。
18世纪法国大哲学家、启蒙运动的领袖和导师伏尔泰对儒学的赞赏可以说无以复加，在他的手里。儒学成了反对神权的思想武器，他说：“作为一个哲学家，要知道世界上发生之事，就必须首先注视东方。东方是一切学术的摇篮，西方的一切都是由此而来的。”他是一位睥睨一切传统权威的批判家，但对于中国的传统权威孔子却非但不敢小觑，反而推崇至极。他把孔子的画像挂在家里的礼拜堂里朝夕膜拜。并以儒家思想文化为武器，抨击基督教的**。在他心目中。奉行儒家的中国是开明的**君主制的典范，那里有真正的信仰自由，佛教、道教、喇嘛教都可以自由传道，大家相安无事，政府只管社会风化，从不规定民间的宗教信仰。他还说中国人是“所有人中最有理性的人”。当然，伏尔泰推崇中国的儒学文化，主要就是看到其中有一种他在当时欧洲现实中难得见到的“自由”精神（其具体表现就是宗教宽容）。伏尔泰还看到，孔子和西方古代贤哲一样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或“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信条，并“提倡不念旧恶、不忘善行、友爱、谦恭”，“他的弟子们彼此亲如手足”。显然，这就是“博爱”的本义，因而也就和“自由”与“平等”的信条息息相通了。
伏尔泰认为：中国文化传入是对西方文化一次巨大的“文化冲击”，中国文化被发现，对西方思想家们来说，是与达?伽马和哥伦布在自然界的新发现，具有同等重要意义的一件大事。他说，当中国已经成为广大繁庶而且具有完善而明智的制度治理国家的时侯，“我们（欧洲各国）还是一小撮在阿尔登森林中流浪的野人哩”！他认为人类文明、科学技术的发展，都是首先从中国那里开始的，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遥遥领先。
伏尔泰甚至大声疾呼；法国要“全盘华化”！他主张，每个法国人都应该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除了伏尔泰，法国哲学家费尔巴哈，与狄德罗、爱尔维修同是法国18世纪启蒙运动中，最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都是“百科全书派”的领导人。他们也都非常推崇儒学。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他在《论中国哲学》中也对儒学大加赞赏，他的哲学思想，对于以后德国的哲学家康德、黑格尔的哲学思想，都有重要的影响。
欧洲哲学的启蒙运动开始时，孔子已经成为欧洲的名人。一大批哲学家包括莱布尼茨、沃尔夫、伏尔泰，以及一些政治家和文人，都用孔子的名字和思想来推动他们的主张，而在此进程中他们本人亦受到了教育和影响。在英国，儒学的引入间接的帮助英国废除了世袭贵族政治，而通过法国人的传播，它又间接地影响了美国民主制度的发展。
而这些，是井蛙鼠目的清流们根本所不了解的！
林义哲知道，自己担任出使英法全权交涉大臣，在法国和英国呆了近两年时间，关于英法两国政俗风情，已经具备了发言权，那为什么不利用这个有利条件，来一篇大文章，夺取意识形态方面的主动权呢？
既然这些大清帝国意识形态方面的“中流砥柱”如此的抵触西学，那就让他们好好的搬一回石头砸自己的脚好了！
想到这里，林义哲一时文思如泉，他立刻取过纸笔，快速的开始写起草稿来。
正是从这一刻起，历史留给了中国近代史上最意味深长的一幕喜剧：为了给中国学习西方扫除思想障碍，打破保守顽固派们的阻挠，中国近代历史最着名的先行者之一，拿起的思想武器，竟然也是传统理论！
历史摆在他面前的选择，无非有二，其一是承认西方文明是先进文明，而如此就必须迫使中国的士大夫们放弃传统的“夷夏观念”，放弃天朝在“开化层面”坚持了数百上千年的自尊和骄傲，而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其二是找到某种逻辑，将这种西方文明纳入到中国传统的“夷夏”文明系统中来，肯定“圣人之教放之四海而皆准”、“西方文明是中国‘圣教’所结出的果实”的同时，“学习西国光大发扬中学之处”！
现在的林义哲，毫无疑问的选择了后者。
“……今英法两国知仁义之本，以臻富强，未始非由久入中国，得闻圣教所致。”
当林义哲提笔写下了这样的字句时，在另一处外官馆舍，洪钧将自己刚刚写好的指责李鸿藻有违师道，自己宣布脱离师门的大字报，指使仆人贴在了外边的照壁之上。
“恩师，那洪陶……洪钧当真敢为此狂悖之言？”吴大澄看着躺在床上气息奄奄的李鸿藻，气愤的问道。
他是在昨日接到李鸿藻的仆人要他过去时，才得知洪钧高调宣布脱离李鸿藻师门，李鸿藻已然气病的消息。而在他正准备要过往李府探望的时候，洪钧的仆人却送来了一封洪钧写给他的“绝交信”，吴大澄大怒，待要马上过去和洪钧理论，却又挂念恩师安危，是以先到了李府，而在来李府的路上，他又碰到了陈宝琛，一问起来，才知道陈宝琛也接到了这样的一封绝交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