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起过在晋、郑寻一批法律人才的想法,邓飛首当其冲,但那会三邑百废待兴,主要任务是防备盗跖,内部的冲突并不显著,赵宣子之法也能凑合着用,这件事也就耽搁了。

    不过现如今,见邓飛职务依然繁重,待遇也没被籍秦提升几分,所以这个计划又浮现出来。赵无恤生出了招揽之心,作为籍秦属吏而非家臣,邓飛算是自由身,良禽择木而栖,籍秦不是明主,只要晓之以情,诱之以利,无恤不信他不来。

    同是中大夫,一个上军司马,一个小司寇,谁比谁差?论领地,赵无恤还多出一个呢!论名声,“数典忘祖”的后人怎么和十六七岁就为诗三百添了好几首新词,如今风评正好的赵无恤相提并论?

    于是他便邀邓飛蹬车一叙,还故作醉后愤懑抱怨道:“籍大夫待先生也太薄了,出行竟然没有车马配送,真是岂有此理,明日起便用我的车驾!至于先生所说之事,只要是无恤能办到的,一定不会耽搁!”

    邓飛感动之余,提出的请求却是赵无恤事先没想到的。

    ……

    “想必大夫有所耳闻,我原本是邓人,百年前邦国亡于楚后举族北上,散落在郑地。飛有一表弟名为邓析,乃是郑国讼师,生性傲慢,擅长两可之说,对律法钻研得比我还深。他如今因为得罪了郑国执政,被禁足于家中,在给我的来信上说,此生绝不愿苟且低头,但若不低头,可能会被郑卿判罪当死,所以我有个不情之请,还望大夫能出手救他一命!”

    “邓子被禁锢起来了?”说到这儿,赵无恤暗道从子贡处听到的消息果然是准确的。

    说起邓析,那也是这时代的大名人,可以说是战国法家和名家的开山人物。他这十几年来做的一桩桩都是大事,先是不满子产之政,便欲改郑所铸旧法,不受君命,而私造刑法,书之于竹简,故言《竹刑》。

    其后是向郑国国人、商贾们传授法律知识,还公开承揽诉讼,为人打官司,他在审案的棘下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词,以非为是,以是为非,多次翻转了案情。这让郑国司寇、士师十分被动,只要邓析到场,便再无人敢主事。

    所以他的大名无恤早有耳闻,还曾派人去郑国求见邓析,并出钱帛购了几大卷手抄的《竹刑》。回来翻过一遍后,发现邓析的思想实在是激进得无以复加:他这是想改变郑国的旧制,既不提效法先王,不肯尊礼义,更不愿意接受当时国君、执政的命令。

    到了现在,邓析胆子越来越大,开始非难起郑国执政驷歂来了,还在一场辩论中胜过了他。

    于是乎,在这位邓先生的折腾下,郑国出现了一股新的思潮,传闻“郑国大乱,民口喧哗”,对郑国七穆的统治造成了严重威胁。

    当年郑子产活着的时候,面对国人对他的不满、诽谤,他不毁乡社,不堵塞舆论,用实质性的政绩扭转了国人的看法,可谓是有容忍之量。子产死后,继承执政地位的是七穆之一,游氏的子大叔,他为政敦厚、持重而宽容,所以也没找邓析麻烦。

    现在,继子产、子大叔而任郑国执政的是驷氏的驷歂,他不胜邓析之辩,自觉丢了面子,于是便对邓析下了禁锢令,不许其出门,同时勒令更改《竹刑》里的一些条款。

    这便是邓析遭灾的前因后果,驷歂的心胸可没前两任执政那么宽广,一旦他觉得应付不了郑国“民口喧哗”的局面,随时可能会执邓析而戮之!

    如今面对邓飛的求援,无恤沉吟片刻后反问道:“无恤是鲁国司寇而非郑国司寇,一个区区中大夫也不会被郑卿看在眼中。郑国的邓子天下知名,如今喜好招纳贤才的卿族不在少数,他们若能出手,定然不费气力就能救邓子出来,先生为何偏偏向人微言轻的我求助?”

    邓飛也是无奈,自己的主君籍秦是个没担当的,虽然用他,却只是以寻常士人待之,怎么可能会因为他一席话而去救邓析?世上卿大夫虽多,但与他相熟的就寥寥几人,思来想去,值得托付的也就赵无恤了,他虽然和邓析关系不好,但毕竟是未出五服的血亲,怎么能见死不救?

    于是他郑重下拜道:“族弟虽然在诸侯间有名望,但却不是什么好名声,试问谁能容得下一个鼓噪‘治国制刑,不隐于亲’‘大夫犯法与庶民同罪’之言的舌辩名法之士?而郑国的商贾们也惧怕执政之怒,避之尤恐不及。但我却知道,司寇有仁心,而且喜好名法之学,且手下的商贾货殖中原,在郑国也有些人手,还望能设法解救族弟,能让他在鲁国西鄙避避风头。司寇结草之恩,飛与邓析,乃至于邓氏全族定当报效之!”

    ps:今天先这样了,明儿两更(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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