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该不耐烦见韦忠,但仍然存有一丝好奇心,不知道落到这班田地,韦忠本人是什么想法,有没有什么话要说,因而便遣一部曲前去探问。韦子节听问,长叹一声:“唯求速死耳。”

    他也没什么意愿去见裴该。固然各种骂贼而死的忠臣形象不时在其脑海中闪回,但仔细想想,却实在没什么理由、言辞,可以指摘裴该的。

    自己本是晋人,附了胡了,倘若见面,裴该自能以此来大做文章。而裴该本来就是晋人,仕晋而战,天经地义,不违圣人之教,那我又拿什么话来斥责他呢?

    骂他不识天时,不明顺逆?既为晋人,为晋尽忠,乃至死节,这正是儒家宣扬的忠义啊;关键晋在汉先,也不好说他从叛、附逆……骂他不念乃父之仇,仍旧忠诚于司马氏?则难道关龙逄之子必须背夏,比干之子必须背商么?焉有此理!反倒是伍子胥去父母之邦,为报父仇而引吴兵入郢,在儒家正统观念里,是应当受到鞭笞的。

    所以韦忠表示,我没啥话可说,但求速死——如今这境遇,比死可还难受哪!

    部曲报入,裴该就说,我不见他了——“可即枭首正法!”

    话音才落,书记郭璞劝谏说:“不可,韦忠素有义名,杀之不祥。抑且其与尊先公有怨,人或以为明公因私恨而轻戮人……”

    对于郭景纯前一句话,裴该完全嗤之以鼻——何所谓“义名”,救过一次上官就算“义”了?但于其后语,却也不禁略略沉吟,随即就问:“卿以为,将如何处置?”

    郭璞拱手道:“今虽大破胡,所俘杀贼将不多,刘雅、卜抽尸已焦黑,难以辨识,实不便献捷洛阳。何不解韦忠入洛,交由天子正刑可也。”

    裴该想了想,此言大是有理,便即首肯。随即提笔写下一行字来,命人书于布幔之上,张之囚车前,一路押送韦忠到洛阳去,但逢都邑,都不准绕行,要拿韦忠游街,顺便宣扬此战之胜。

    那行字其实也简单,套用韦忠“弃典礼而附贼后”的话,写作“弃母邦而附胡后,泯天理而从奸行——河东韦忠”。本来“为虎作伥”是个很合适的词汇,只可惜这年月还没有……

    处分了韦忠之后,即好言奖勉吕氏族人,要他们先在营中暂歇,自当有赏赐颁下。

    所俘约两万胡卒,命各将前往甄选,可以挑一部分老实的充入裴军——主要选氐、羌善骑射者,数量不宜过多,总计在千人上下可也——其余氐、羌,都押去雍州北部和秦州西部,监视屯垦、放牧;大约五千左右屠各、匈奴,则解去矿山做苦役。

    一直忙到黄昏时分,裴该这才召聚诸将,商议下一步的行动计划。最重要的就是:河东咱们进不进啊?

    众将都道,自当趁胜直进,恢复河东,进而一口气杀到平阳去。郭默就说了:“今态势大好,胡军主力尽丧,安能御我?正好直捣贼巢,犁庭扫闾!倘若淹迟,使胡势复振,必将悔之莫及啊!”

    只有才从河西返回的陶侃,对此表达了与众不同的见解。陶侃说了:“如昔秦在长平败赵,白起坑杀赵卒数十万,邯郸城内,户户发丧,当其时也,人皆云赵亡旦夕。然而秦进围邯郸,却久不能下,反为平原君赴魏、楚求援,败退函谷。

    “今日之势,与此仿佛,胡虽丧败,石虎见在晋阳,蘷安在上党,襄国虽遥,亦未必不发援救之师。而我与胡周旋月余,军资将蹙,安有余力大发兵以向平阳啊?若止遣孤师前往,则必为石虎等所败。羯奴、胡贼,素不和睦,若逼之急,必相呼应,不如稍释之,候其自乱,然后进兵,则非独河东、平阳可得,即并州亦有望收复。

    “且刘粲虽败,尚有胡兵占据夏阳与夏、郃间山口,还须调兵往攻。当此时也,实不宜用重兵于河东——明公慎思。”

    最终讨论的结果,是命陶侃去讨伐冯翊北部之胡,同时调派部分兵马分驻河东,控扼渡口,镇定蒲坂,再看情势、等机会,以便收复河东其余县邑。

    那么如此重任,该派谁去为好呢?诸将纷纷请令,裴该正在犹豫,突然帐前得报:“甄将军有书信呈上大都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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